《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劲爆”，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1000多年，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就像一枚重磅炮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它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史书？为什么至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与史学经典《史记》相比，到底哪个更靠谱？
我们先来讲一下，《竹书纪年》的传奇发现经历。
一个盗墓贼的新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北方的汲郡，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很明显，这里已经被无数摸金校尉们光顾过了，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已经被盗走一空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不准拿起地上的一个竹片，把它点燃，又继续向深处走去。
天亮以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赶紧报告了官府。
在官府来之前，当地有大胆的村民已经悄悄地溜了进入，可惜，里面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玩意儿也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给扔到了地上。
官府的人过来以后，知道古墓中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也就草草的走了一个流程，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地上的竹子上写有文字，弄不好就是古代记事的竹简。
要不说“没文化真可怕”呢，这些竹简的价值，那可比金银大多了，只是这时盗墓贼们不识货，随手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整理后，居然整整装了10大车的竹简，全部运到了衙门里。
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统一了文字，因此，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史官们的多年研究，终于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有《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等。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因为它是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就称呼它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
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他国史书，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不过，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把它称为《今本 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我们何不从这些文章中一一的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把它称为《古本 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看见没，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不是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留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是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
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被舜给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了《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是，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俩人差了足足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惑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的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不过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俩人也是多加赞美，可是，《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变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771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是，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而这46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4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些书都被项羽烧完了，是司马迁又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说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