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的下岗浪潮中有哪些骇人听闻的事？
二十世纪初，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下岗妹，别流泪，浓妆艳抹夜总会；
陪大款，挣小费，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半生苦，老来失业很凄苦；
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
另外，还有一部电影描述这个时代电影，剧情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某城市，丽娜做好了晚饭给一家人吃，但她和丈夫似乎都少有胃口，食难下咽。
夫妻二人已经从国企下岗多时，日子一天天地捱下去，一直没有着落：整个东北都在精简队伍，重找工作难上加难，打零工也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从头开始做个体户却苦于没有本金。
丽娜回忆起白天去人才市场听到的，如果能到法国给华人家庭做保姆，那么工资将十分可观。
她劝动丈夫接受了这个提议。
二人借了不少高利贷，终于把丽娜送上了去往法国的路。
不料，法国华人家庭付给保姆的薪资实在过低，远远少于丽娜的期望，无法偿还家里欠下的高利贷。
硬着头皮干了几个月，还要经受雇主的克扣和冷眼。失望的丽娜在中餐馆里遇到了东北老乡，在她的帮助下暂时住进了站街女的廉价集体公寓。久而久之，走投无路的丽娜也学着老乡，瞒着家人，走上街头，开始下海站街。
每天化好妆，站在街上拉客，有客人主动过来询问，她就伸出手指比出一个数字，代表着自己的价格，要是客人接受，两人直接一同离开。
这样的工作，确实更挣钱，丽娜第一次有了不少存款，除了平时的生活开支，她把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中。
但是不久以后，丽娜妹妹丹丹不远万里找到她，想让她帮忙介绍个保姆的工作两个人一起挣钱，可她哪里能帮得上忙，为了劝丹丹回家，她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了丹丹。
经历一场风波之后，两人一同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部电影，是有真实素材做依托的，导演是比利时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巴黎街头遇到了一群站街女，他对她们进行了长期调查后，拍出了这个片子。
对，很多看过电影或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会知道这两个东西都是描述当时的东北地区情况。
曾几何时，东北就是繁华的代名词。
这里工厂鳞次栉比，人民安居乐业，子女的医疗和教育甚至是工作，也几乎完全不用操心。
很多工厂就像是一个小型社会，只要你是工厂的一份子，你的生活就是稳定又充满了希望的。
然而这样的繁华盛世，都在一九九年年化为了灰烬。
原因就是国企改革导致的下岗潮。
当时整个东北的工人面临的情况是失去社会保障系统的庇护，从能够在城市中当家做主的工人沦为游民、弃民。
据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介绍，那时候，东北工人上午还在车间里上着班，下午就被通知下岗屡见不鲜。
然而，下岗对于工人们来说，绝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
在国营企业占比偏高的东北，工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乃至妻子、朋友、同学等等可能都在一个地方上班，一旦下岗，就意味着彻底被社交圈排除在外。
更可怕的是，国营企业所提供的幼儿园、食堂、供暖、水电气等等福利，也全部与下岗工人无缘。
这时下岗工人才会发现，平时生活中处处需要钱，但自己微薄的积蓄却根本不足以支撑这笔开销。
据不完全统计，在九七年到九八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仅黑龙江一省就有超过一百四十五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约占整个黑龙江城镇总人口的百分之四。
以作者贾行家先生记录的真实东北下岗工人故事来看，那些下岗的工人，一开始被单位通知买断工龄、待岗，就有人傻傻的相信单位不会不管自己，真的留在家里待岗。
而那些出去找工作的人，情况也并不十分容易。
这些下岗工人很多会选择进入服务行业打零工，接受劳动力市场边缘的残羹剩饭，但是这么多人进入，肯定会造成劳动力过剩。
没工作、没钱，在那时候也造成了很多极端事件。
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报纸上曾经报道：有对东北国企夫妻双双下岗，只得带着孩子去父母家蹭饭吃，受尽了亲戚们的白眼。
一天早上，再也撑不下去的夫妻俩破天荒给孩子做了顿红绕肉。
孩子兴奋地边吃边笑，但夫妻俩却一点笑不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红烧肉里事先放了老鼠药。
而在贫富开始急剧分化的时代挣扎，这也就是一切堕落的节点。
作为劳动天生弱势的女性，在当时一旦无法再继续在工厂里稳定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她们除了打扫卫生，似乎就没有了其他的长处。
她们很多一开始选择成为餐厅、歌厅的服务员或者保姆，忍受着低工资、无福利、不合理的体力劳动安排和低社会声望。
而一旦这些都做不下去，那么只有一条路摆在她们面前了。
随着时间到了两千年的左右，曾经繁华的东北开始流传着的这样一种说法：
东北除了黑社会，小姐也有很多。
零二年的时候，现任职社会学顶级学府的人大黄盈盈教授等人曾在东北进行了一次关于东北小姐的调查研究。
在他们访谈的一百多位小姐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占到百分之九十五，这些小姐大多都有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的经历。
经历下岗后，这些妇女曾经也都做过美容美发、按摩、保姆、服务员等活计，最后在工作带来的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回报的考量下，选择了性服务行业。
和民谣里唱的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些下岗妹的普遍处境，为了家计，她们不得不出来工作。为了颜面，她们不得不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班，最后又为了能时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选离家五十公里以内的地方接客。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男女都参加工作，共同挣钱养家成了许多中国人对男女平等的朴素理解，也是中国家庭普遍采取的经济策略。
但是突然间的下岗破坏了她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却没有减轻其养家的负担，在生计与家务的双重重压下，女性大多只能就近找活路。
最重要的是提供性服务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暴自弃式的对抗，但从潘绥铭和黄盈盈的研究来看，性工作恰恰是出于理性计算，女工们并非从骄傲的工人一坠为堕落的小姐，而是从稳定体面的单位跌入缺乏尊严与保障的非正式就业，在洗碗工、小商贩与小姐之间进行转换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
在现实的逼迫下，如果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身体，就能够换来钱财，就能够让家人的生活变得好一些，那么在很多东北的下岗女性看来，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从工人转而选择为小姐，是在某些生活困难依然存在的基础上，再次牺牲掉一部分社会声望来谋求经济收入的增长。
就如一开头说的影片中的主人公丽娜，在国内无处谋生，一家老小需要养活，寄望于出国寻求生机。可到了遍地黄金的巴黎，她又发现底层女性劳动者的际遇和在东北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后者。低声下气地做了一段时间廉价保姆后，丽娜甚至还有过游荡在街头的经历，求小店老板打赏一份工作。除此之外，她还要忍受对于东北人头脑简单和又懒又贪的污名。
种种这般，我们的下岗女工们很可能早已在中国，在东北经历了无数次。
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一再被侮辱、打压和剥夺。迈出下海的最后一步，虽然也有过挣扎和煎熬，但说到底也不足为奇。
而且这种悲剧绝不是简单一句时代局限性可以概括的。只能说时代性的悲剧落在了每一个人肩上，但即便身负重担，只要活着，就还是要继续。
最后，用曾经也是下岗工人的黄灯老师一段话结尾。
我目睹过我的同龄人怎样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目睹过他们从社会骄子的高空摔到残忍的现实后的疲惫和无奈。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刺激而又风雨飘摇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渴望着建功立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盖茨。
更多时候，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小小心愿：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容下他们过上一种安定的生活。我对他们这种卑微的心愿充满了敬畏，从而对那种有本事就别窝在自己单位，就到外面去闯的悲壮但毫无人性的论调保持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