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县级行政区，仅凭县衙人员就能实现治理？

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稳定失控的状态，电视剧实在无法描摹万一。

杜凤治是同治年间的广东省知县，和九品芝麻官里的“包龙兴”是同时代同地区的人，他写了大量日记，细致的描述了同治年间的基层生活。

比如一个县的衙役，按电视剧看恐怕也就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十几号人，按清国正式的国家编制也不过几十人，但实际上同治年间一个县有衙役一千几百号人，以至于县令都不知道本县到底有多少衙役。

而这些衙役中95%都是“临时工”，完全没有工资（按官方规定正式的衙役每年有6两银子的工资）。

即便没有工资，这工作也很受追捧，衙役中有很多都是冒名顶替者，本人不知道在哪里。有些人本身就是著名强盗，竟然也侧身衙役之中。还有很多衙役根本不买知县的帐，勘验现场到的比知县都晚。

至于逮捕罪犯更是开玩笑的事，杜凤治自称他在南海（广州市）两年，这堆衙役一个真凶都没抓到过，全是抓无辜路人充数。

正因为衙役完全不可靠，杜知县还要额外养一百多号“家人”，指着他们打探消息，递送文书，监督衙役干活，搞得和明末辽东打仗一样。

知县最为依仗的专业人士则是“师爷”，师爷不吃朝廷的饭，属于知县自掏腰包聘请的专业人士，替知县掌管钱粮和刑名这两大专业领域。

雇佣师爷的费用很高，广东知县一年俸禄45两银子，此外小县一年能发养廉银600两，大县一年发养廉银1450两。这个数字貌似不少，是衙役的1、200倍。但光一名师爷每年的佣金就要600-1500两，也就是说知县个人每年光请师爷至少就要掏1200-3000两银子，是自身收入的200%，再加上100多名“家人”的开支，清国的知县不腐败不行啊。

除了衙役，一个县按规定还有几十名书吏负责处理档案文书，但实际上则有1000多人在干这些事。

一个30多万人的县里有2000多“公家人”但是95%都是没工资的临时工，他们靠什么活着呢？

答案是抓赌（甚至自办赌场）以及在各个环节敲诈勒索、还有就是在法定的钱粮税费之外多征多罚，把这些账面之外的钱私分掉。

比如杜凤治去总督府拿养廉银的时候，总督的文书都能找他要5%的“手续费”，杜也只能忍气吞声，最后三搞两搞这1450两的养廉银根本拿不到多少，光打点“阿摊”、“迦叶”了。平时给总督递个拜贴，总督的门房还要收杜知县10两银子，遇到紧急情况门房竟然坐地涨价，要20两银子才递贴，气的杜凤治大呼岂有此理。虽然杜知县自己也说岂有此理，但他仍然积极的给上级的师爷、“家人”送钱，一出手就是1、200两银子。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杜的门房、轿夫也找打官司、办事的老百姓索贿。各级“公家人”就是靠层层扒皮维持生活的样子。

以《九品芝麻官》中“戚秦氏”的死刑判决来说，如果按正规流程“秋后问斩” 要从州县上报到按察使，督抚，再到北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最后由皇帝亲自判定处决，整个流程十分严谨，耗时两年。但正因为流程复杂，所以地方官根本不上报死刑案件。

根据杜凤治的记载，广东全省一年上报皇帝处决的也就2、30人。实际单南海、番禺两县一年就要处决数千人，刽子手出一次任务就能把人头堆成小山。这还没算很多莫名其妙死在监狱里的，清乡时击毙的。电影中给“戚秦氏”动辄上刑的环节也挺写实，杜凤治审理一个意外死亡案，对其中的“淫妇”就是掌掴四回，才得到口供。

杜凤治拷打死过人，枷死过人，钉死过人，为了威胁罢工的工匠枭首无辜乞丐，甚至疯狂拷打案件目击者以至上了洋人的报纸。就这杜凤治还觉得自己宅心仁厚，说番禺才是“黑暗地狱”。

尽管杜凤治平时经常说自己属下的衙役贪污成风是流氓无赖，但他更讨厌给自己找麻烦的讼棍，一有机会就把讼棍抓起来关上几年，甚至不明不白的弄死。

杜凤治的个人感慨是:一般人千万别打官司，动辄破家。

这样一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只要不出大事就算没事的县，哪个现代人敢去啊。

PS:有人问“清乡”是怎么回事。

清国的清乡和70年后的汪伪清乡差不多，目的是摧毁匪患、催征粮草。

因为清国治理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广大农村地区并不交税，用杜凤治的话说老百姓交税仅仅是因为打不过官府罢了。

或者老百姓交了税地方上不给开收据，钱款被地方上私分了。老百姓也不懂。朝廷一对账认为没收到田赋。

时间长了帝国就会组织军队下乡暴力催收，具体做法就是杀人放火，炮击村庄。

整个潮州十年间只征收到三四成税款，杜凤治就感叹说“潮人均可杀。”

村民被清军杀服了之后就交钱，杜凤治他们就分钱。先给朝廷补足亏欠，剩下的衙役、“家人”甚至杜凤治的厨师、轿夫、家庭教师等等见者有份，人人有钱拿，就是这么个清乡法。

不过清军手段过于残酷，连杜都感叹几位总兵“怨杀许多平人为自己立功……不论真假，杀得愈多愈妙” “过于残忍，怨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