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觉得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一颗毒瘤？

说一句稍微偏题的话，我一直觉得国人对“平等”的概念与普世意义上的“平等”有微妙的不同。国人概念上的平等其实更接近于【机会平等】，即所有人有都相同的机会接近权力和资源。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如此歌颂科举制度，因为理想状态的科举制度就是【给所有人同等的机遇，同样的上升渠道，能不能爬上去全凭你自己的努力】，至于一旦通过科举制进入这个官僚系统后，对于官僚系统内部等级森严、官对民的绝对压迫、权力下层对权力上层无法做出任何制约的情况，他们是不在意的，甚至是深以为然的（“我都给你机会让你向上爬了，你没爬上去，不就说明你没本事、你就该是社会底层被别人管吗？”），换句话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质上是在说“我也能做王侯将相”、“汝可取而代之”，而不是说“不应该有王侯将相”。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谈到社会分配，人们口中说得最多的是“增强阶级流动性”、“提供上升通道”（而不是减小阶级差异或者增强社会兜底功能）。

（教科书对此是其实是处于暧昧不清的态度，一方面赞扬科举为寒门提供上升渠道，一方面又提到明清是皇权专制的高峰，是啊，为什么呢？所谓的“提供上升通道”，实质上到底是寒门的地位上升了，还是贵族的地位下降了？）

（曾有社科作品剖析中国农民起义和西方农民起义的不同，挺有意思的，大意是中国农民起义必然要自己做皇帝，但欧洲中世纪农民起义更多是为了争取自治权、与领主谈判讨价还价，鲜少有自己做国王的想法）

当然，在他们逻辑里，若社会真的能实现百分之百公平的科举制，那么被选举上去的一定都是最贤明的人，在这些人领导下人民一定会过得幸福，所以民对官的绝对服从只会是百利而无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谈权力的制约只会降低政策运行的效率。这种强调“让最贤明的人掌握权力”，而非“如何限制权力”的思维，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仅仅是换了个壳而已。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科举制度是否是毒瘤”，我以为这个问题类似“儒家是否是华夏文明的一颗毒瘤”、“商鞅是否是华夏文明衰败的罪魁祸首”一样，把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归因于某个单一的因素，好像只要没有它，历史就会截然不同一样，全然没想到这些因素都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互相关联，根本无法单一地挑出来某个因素将之归因于一切的根源（比如，科举制度是隋唐开始正式实行的，但整个唐朝，把控官场依然是世家门阀，这也很好理解，世家掌握着最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直到唐末农民起义贵族被彻底摧毁，宋朝开始才出现大批白衣卿相——贵族的消亡与文官科举究竟孰因孰果还真不好说）——当然，肯审视和反省总是好的，总比根本不迈出第一步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