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三十万，让你驻扎非洲，你愿意吗？
为解决安哥拉本国人就业问题，当地政府要求中国公司要按来安中国工人人数的一定比例来招收安哥拉工人。如对待所有新事物一样，一开始班组长们充满了疑虑，认为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安工是很难管理的，与其使用不好管理的安工，不如只用中国工人。
然而当地政府的规定显然无法无视。意外地，一部分少量招用安工的班组很快尝到了甜头：安工虽然缺乏专业训练，做不了较专业的活，但是胜在便宜，要知道，一个中国工人的日薪超过三个安工的日薪还有余。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语言不通，对学习模仿能力先天就不弱的人类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经过在工作中反复磨合，安工学会了不少中文，中国工人也学会了一些葡语。数量不少的安工也学会了一些技术活，比如绑扎钢筋、砌砖、搭模板等。
随着安工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班组长开发出来，他们对安工的需求量也越发增加。负责招收安工的总包单位北京建工甚至经常要用好几辆大卡车成批的从外省招来大量安工。为此，专门的营地被开辟出来供安工居住，大量的食物：木薯粉、大米、番茄、鸡蛋、沙丁鱼罐头被购入供安工消费，还有相应的床上用品和施工必须的安全帽等俱配备到位。
然而调配死物容易，人是活物多了反易生乱。
大量涌入的安工鱼龙混杂开始引发各种问题，酗酒、斗殴、偷盗、罢工，还有人疑似给觊觎这里物资的流窜犯通风报信，有的工地一晚上就被人用皮卡车盗走了不少水泥和钢筋，一看就是有内鬼助力。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群安工追打着另一名安工，被追打的安工甚至一支拖鞋都跑掉了，慌不择路的他逃进了我们营地，顿时弄得鸡飞狗跳。
被追打的安工也凭借着天生的肤色迅速遁入黑暗中不知所踪，追他的安工则嚷着那人是阿里巴巴（小偷），要进我们营地搜寻，我们自然不干，他们也不走，一边喊着西纳闹达蹦（中国人不好）一边想要强闯。我们的汪后勤眼看就要喝止不住，就让我这个葡语二把刀去跟这群气势汹汹的安工沟通下，那时候我本就初生牛犊不带怕的，上去用这群安工们听起来应该很山寨的口音说“no enter por favor，nos no sabe ele onde agora.”（请不要进来，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事隔多年想起来自己说的葡语如此粗陋简直让人老脸一红。
不过在彼时却还是最优解，比起一般中国人只能说的达蹦（好），闹达蹦（不好），我的葡语好到让他们“震住”了；要知道，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就连我们上面的总包单位都没有专职葡语翻译，如果遇到需要翻译的情况，还要去别的大项目部借或者“蹭”甲方的翻译。
总之，那群气势汹汹的安工顿时气泄了，在他们眼里，能熟练说葡语的老外那都是chefe（领导），我附和他们说阿里巴巴muito闹达蹦（小偷非常不好），你们回去多乐米（睡觉），amanha voce falar policia（明天，跟警察说）。
在我粗陋语言的三连击下，又加上被吵醒来看热闹的中国工人越聚越多，追打人的安工们知难而退，潜在的中安工人冲突危机也被暂时化解了。
事后，我们项目部开始重视安全问题，原本门户大开“对外开放”的项目部，终于焊上了大门。
安工们常因为来自不同省份拉帮结派，在营地里偶尔还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斗殴。一旦打死打残打伤，死了凶手或逃或被抓，然而家属来闹往往是中国人赔钱；伤了中国人就必须带去医院治伤，横竖还是中国人掏钱。更神奇的是，安工营地里还出现了不干活专收老实人保护费的“大佬”阶级，原本是集装箱改住房的营地还如雨后春笋出现了许多安工用废旧木板搭成的小屋，里面的电线也是各种乱搭乱接，充满了安全隐患。
曾经便宜可培养的安工越发不香了，不少安工不堪忍受营地混乱肮胀和被压榨的环境不辞而别，其中离开的一些老安工还是经过各个班组长大力培养的半技术工人。
在自然流失和连续清退问题工人后，安工营地的态势虽然暂时变好了点，不过又陷入了安工少了又招工--》招工来环境恶劣--》安工离开--》又招工的恶性循环中。
究其原因，除了安工固有的受教育程度低，领到整月工资后人就玩失踪的先天不足外，还与中国人低劣的管理水平有关，说得直白一点，称为管理水平低劣那都是抬举了，可以说是几乎没在管。除了供给安工生活物资外，就是任他们自我管理罢了。
究其管得不好的原因，首先是领导们没有要管理好安工的意识，而是只满足于“给这些老黑吃饱穿暖就不用多操心了”。安工营地苍蝇成群，垃圾遍地，臭水横流，连我们营地的老鼠窝卫生条件都比这强，几乎没有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们愿意接近。可是，安工也是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满足温饱只是最低层次的需求罢了。
其次，整个总包单位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各个工程队项目部都没有专业专职的葡语翻译人才。跟安工交流基本就靠几个临时抱佛脚学的葡语单词，表面上指挥干活是够了；实质上，就算安工当面说要抢劫你偷你东西你也听不懂。安工也许缺乏教育但并不是傻子，如果让他们长期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语言一无所知，再来几个不安分分子的煽动，暗流涌动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事并不稀奇，当时就有发生在中国人办的砂场里，因为中国人听不懂稍复杂的葡语，有坏安工与外面的劫匪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把砂场中国人的财物洗劫了个干净。
其三，中国人对于安工或明或暗的态度其实是瞧不起的。“老黑”、“黑鬼”、“乌样”各种贬义词常挂嘴边，安工虽然一时听不懂，跟中国人相处久了也能从说这种话时的中国人神态中察觉一二。再叠加上中国人工资比安工高得多的因素，中安工人间隔阂可说是肉眼可见的不断扩大，如此一来，让管理安工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应对日益难以管理的安工，但又舍不得雇中国葡语翻译的“高花费”，我们机智的总包单位搞出一个折中方案：不知从哪找来一个叫杰西的当地人，杰西自称自己曾经去过邻国赞比亚进修，又在尼日利亚工作过。我们对此都存疑，因为黑人满嘴跑火车太普遍了。
不过不论他说的是否真实，论迹不论心，杰西英语还算流利，而我们也可以用英语跟杰西交流，让他再用葡语向安工转述我们的话，以此来达到与安工顺利沟通的目的。
慢慢地，在杰西的协助下，安工管理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杰西并不身强体壮，但是他在安工中很有声望，安工都很听他的话。用中国人管黑人，那自然是有语言和文化的天然冲突。用黑人管黑人，这样也许才是最好的方式。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我算是能理解当年侵华日军为什么喜欢用汉奸管中国人了。
以往的安工，由于语言不通我很难跟他们深入交流。但杰西不同，他可以用英语很流畅的跟我交流，在一起处理过几次安工与中国工人的纠纷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不时来我们营地找我闲聊，我们分享饮料、啤酒当然还有中国人最喜欢的看老外试吃中餐环节，但是杰西对中餐并不感冒，他更愿意吃安工营地黑人厨师做的木薯糊糊配沙丁鱼罐头。
我们聊起生活，杰西说自己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杰西比我还小一岁，但他对我23岁还未结婚大为吃惊，我说这在中国很正常，quite normal，他只是不断摇头，重复表示这样不好这样不对。但是我很能理解他，毕竟生在安哥拉，物质匮乏，医疗条件落后，疟疾频发，甚至内战在2006年才结束，如此多的因素叠加之下使当地人平均寿命也就45岁左右，在大街上很少能看到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少数你看到的老人，其实至多五十多岁，生活的苦难和重压使他们快速衰老了。
除了少数权贵外，一般人是很难活过平均寿命的，或死于疾病或死于饥饿或死于暴力。基因为让自己延续下去，促使当地人们都早早结婚生子，女人们只要丈夫拿钱回家，对于丈夫在外寻花问柳找小三小四的行为并不多问，男人们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到发薪日，一两夜就能把一个月的工资消耗殆尽。
愿意拿一些钱给妻子补贴家用的也算有良心了，大部分男的都选择花到家庭以外，迫使正妻不得不背上背着小的，手上牵着大的，头上顶着小商品沿街叫卖自力更生。
有趣的是，事隔多年，对比去年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75%，眼看快跌破1%了，当年杰西对我23岁还没有结婚要小孩认为不正常这事，原来，这事真就不正常。
话说我们福建老板对杰西也是青睐有加，让我多跟杰西熟络下，必要时向总包单位借杰西和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哪里有商机。
要能出去换换环境还有混吃混喝那当然是一桩美事，天天办公室--食堂--宿舍的三点一线生活久了能把人生生逼疯，于是我很快跟杰西转述了老板的想法，杰西跟我一拍即合。他马上声称自己管理安工已初见成效，与总包北京建工相处非常融洽，任何时候想要借用他只要我们项目经理给他领导打个招呼就成。
说干就干，我转头跟老板回复了杰西的意思，于是我们定好了时间通知好了杰西，坐上小皮卡，一路黄土飞扬的开出了项目部。路上司机华通还笑话坐在皮卡后斗上的杰西，说他抓着护栏上蹿下跳的样子真像只大猩猩，我怕背上种族歧视的恶名，不置可否，虽然也知道杰西在外面也听不见，听见了也不见得听得懂，但是短时间内要想消除中国人对安人这种发自内心的歧视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安人普遍不守信不守时，干活懒惰，今朝有酒今朝醉。与喜欢存钱，出国门在外一人干几人活的中国人来说价值观差异那肯定比东非断裂带小不到哪去。
因为出发时间较晚，一出门没多久就是中午吃饭时间了，老板就让司机开车到一处海滩，找了一家看起来还干净的烧烤店吃饭，我们这个中国人与安人的组合还吸引了海滩边好奇孩子们加入一起拍照。海滩脏兮兮的，遍地是海浪冲上来的垃圾，大家都无心多逛，吃完就上车出发了。
当天杰西好像很忙的样子，不停的在接打电话，说着很快的葡语我没法听懂。在杰西的带路下，我们来到了一个农贸市场，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摆得到处都是。
福建老板和他的老乡却丝毫没有像要考察市场的样子，他们神色异常的匆匆钻出市场，说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让我催促杰西速速带我们离开。
杰西略显吃惊，但没有多说什么，马上带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弯弯绕绕，走到其中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典型的贫民区了：大片用木板、铝片、碎砖、塑料布搭成的矮破小屋随处可见，一些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和大人好奇的看着我们，我们几个中国人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兀，就像几只羊突然闯入了狼群，把狼们也弄得一愣。
我突然意识到其中的危险：现在突然天降几个大汉把我们绑了抢了甚至宰了，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事实上并非我们疑神疑鬼，这种事在安哥拉并不少见，经常有中国人被抢被绑票被杀的新闻出现在华人报上。原因无他，华人有钱又缺乏保护，这样的移动钱袋子自然会吸引不法分子的注意。而且此类恶性事件以安哥拉警察的腐败和无所作为程度通常不会破案，所以针对华人的犯罪行为可谓愈演愈烈。
显然惯于走南闯北的福建老板们更有经验，他们应该是在杰西把我们带到农贸市场就隐约感到不对了，因为事先已经清楚告知过杰西我们要找的商铺是那种临街且四通八达的敞亮铺面，这种乱糟糟又偏僻的农贸市场显然有违我们的要求。
我们几乎是连跑带走的往外冲，杰西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的跟着我们，老板一边打电话给司机一边快步走。万幸，走了约十来分钟，我们终于赶到了大路上，看到华通光溜溜的头和停在一旁的皮卡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后几人飞快的上车跑路。
事后分析下来，杰西极有可能联系了一帮劫匪埋伏我们，但是鬼使神差的是他们迷了路或者说“业务”对接没弄好，这样我们才能侥幸逃脱。
另一种可能是，以上都是我们的被害妄想，只是杰西错误理解了我们的需求所以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农贸市场，但这样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带领我们原路返回而是往更混乱危险的贫民窟里钻，或者他自己也不认识路？然而根据以往我跟他相处的经验，很少见过他接和打多少电话，这次出行时他反而不断的在接电话和打电话，神色慌张和焦急，委实可疑。
没办法，这可是距中国上万公里远的安哥拉，是方才结束内战3年的2009年，是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匪徒雀起、官僚腐败的首都罗安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安全第一，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扮演傻白甜。
这之后我们便有意冷落了杰西，杰西也像是知道了什么似的，除了工作上的联系外与我再没什么私交了。
不过关于杰西的故事并没有立即结束，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安工大罢工，不论是我们贵州队还是四川队、江苏队的安工都“停摆”了，而罢工发起者之一正是杰西，他们的诉求是加薪和改善安工居住环境，理由是其他地块的中国企业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一边抱怨别的中国企业乱了规矩，乱加工资增大生产成本，一边又不愿意顺应安工要求。
对此我们的应对方式是求助于总包单位北京建工，虽然总包单位听上去高大上，其实他们也只是一个空壳子。
不得以，总包单位又转向业主求助。业主相当重视，为了避免罢工蔓延和延误工期，采取的解决方式简单又粗暴：派出本就看守整个项目的总统卫队搜寻罢工头目。
正巧那时杰西正带着一群罢工后闲逛的安工在我们生活区大门外用手指比V字，我离杰西大概就一臂的距离，两个挎着步枪的士兵和一个看着像是长官的黑人在一些安工的指认下走向杰西，我已记不得当时我正在跟杰西聊什么了，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杰西被一个士兵用枪托重重的砸中脸颊后倒地，另一个士兵径直拖着哀嚎的杰西和刚刚下手的士兵扬长而去。黑人长官似乎对不断惨叫和挣扎的杰西很不耐烦，径直掏出腰间的手枪顶住杰西的头，杰西肿起的嘴唇立刻停止了呜咽，他费力的憋住了。我这才发现四周的安工早就作鸟兽散了，只留下我独自一人还在那发呆，仿佛一个刚刚被惊醒的梦游症患者。
杰西会受到怎样的处置我无从得知，只是在我们项目地块再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
直到2011年年末我快回国的时候，手头已无多少工作的我抱着复杂的感情漫游于各个已完工的项目地块。宽泛的想，既然所有的人类都起源于东非，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杰西也曾算是我兄弟。正闲逛间，看到一个安人领着一群大腹便便的富人们正视察各个楼盘，显然，那个安人不遗余力唾沫横飞的在介绍着这些完工的项目，似乎看起来有些面熟，那不正是杰西吗？他看起来跟以前一样自信满满，正西装革履衣着得体的聊着天。见此我微微一笑，侧身离开，各行各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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