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英军将领蒙哥马利？
我们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闻名世界的陆军元帅，与一位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谈话聊天，元帅向革命领袖发问：“你们为什么不试着对西方人多开放一点？抵触西方反而不利于你们的国际形象”
那位革命领袖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元帅感到难以反驳，甚至有那么一丝羞愧，“我有点感到难过，因为我很难反驳他的话”
这个第三世界的革命首脑讲了什么话呢？“西方人会带来道德标准的降低……西方人到哪里，哪里就道德败坏”，他认为西方人大举来到这里生活会妨碍他们“竭力追求的高尚的标准”
那这位如此在意“道德”的革命领袖是谁呢？是我国的毛主席，这个元帅是谁呢？正是问题里的蒙哥马利元帅。这段谈话出现在蒙哥马利1963年所作的游记《三大洲》中
如果我们查阅1960年、1961年的毛与蒙哥马利会谈记录，这段话是没有出现过的，这段话究竟是二人脱离记录员时的私下谈话，还是蒙哥马利“借毛发言”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我们大概永远也搞不清了。
我想不论如何，这段《三大洲》中出现的谈话都表现了一点蒙哥马利个人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对西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齿或者羞愧，而从他对当时中国的其他描述，乃至直接的呼吁里，他也透露出许多他的个人政治偏好：捍卫基督教价值观与君主制、保卫传统道德、”清除不道德行为”、认同“必要的残酷无情”，乃至那么一丝的对“哲人王独裁”的赞成。
在《三大洲》的第三章“中国往何处去”中，蒙哥马利特别辟出了一小节，来谈论道德问题，即“清除不道德行为”一章，他在开头即谈到中国的赤色政权“已经实施了一项发扬道德的计划，它可以比得上任何基督教国家”
蒙哥马利在第一段提到毛同他讲的，如果新国家要前进“必须清除一切坏事”，这在蒙哥马利眼中已经得到了有利落实。
除却本来就不可能出现在“外宾”面前的偷盗与抢劫，公众生活的改变也令蒙哥马利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娼妓被禁止，青年男女之间的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大罪恶，受到严厉的惩罚”
蒙哥马利在这里称男女通奸会被施以”严厉的惩罚”，不论这是否属实，他本人仍然是对此表达了支持的态度，他写道“很可能在执行毛的政策时曾采取无情的手段……如果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执行政策方面取得成就，无情的措施可能是很必要的”
这意味着在蒙哥马利眼中，为了捍卫道德、为了尽快“清除不道德”，使用“无情手段”、“严厉惩罚”属于”可能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开头所提的道德谈话，便是跟在蒙哥马利这番议论之后的。而他在本节的最后一段还给出了自己对“清除不道德行为”的直接评价：我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保卫道德的经验比我们好，要消灭不道德行为那手软不得……
当然，这是滑稽说法，蒙哥马利的原文是“他们的看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无情的。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的方法比我们的方法更可能获得成就”，“无情”，但为了达成一个（在蒙哥马利眼中也是）理想的、高尚的道德社会，无情的行动是“很可能有必要”的，也“更可能获得成就”。
这些“高尚道德”追求与一系列中国见闻结合到一起，让蒙哥马利对毛及prc产生出一定的好感。
在第二章“中国实况考察”的结尾，蒙哥马利讲到毛为中国带来了“过去从没有过的三件东西”：和平、平等的生活与安全。这三样东西在蒙哥马利看来就是宝贵无比的——至少对当时的中国应是如此。
同样的，他对毛也生出了好感，一名贵族出身的元帅对一个从农村走出的赤色革命领袖生出好感，这听起来多稀奇！
蒙哥马利在第一章中国见闻内谈到自己对毛的印象，讲到毛”很有个性”、“满怀信心……他的信心没有任何减退”
蒙哥马利似乎对这种“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个性相当着迷，他被这种“个性”与“自信”所吸引，感到毛是个伟大人物，“我越同他谈话，越使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个平民时代的最不平凡的人物”
他接着评价毛：“他有巨大的决心来实现他的目标，决定了要做什么，从来没有不达到目的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心是同他的国家的劳动群众和普通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评价，蒙哥马利才会给出一个看起来似乎前后相反的评价，他讲到毛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狄克推多，整个国家与生活在此的数亿人俱在他一人治下，他把旧世界砸个粉碎，接着缔造了一个“统一而专心一致的国家，一个有目的感的国家”
在这个上下一致的国家内，“他的话就是法律，是绝对的和最后的定论”。
从今天的许多盛行观念来说，蒙哥马利描述的无疑是一个极权的恐怖社会，一个国家怎么能这样呢？它的人民必然、必须应该是不满的、在暴政之下敢怒不敢言的。
但蒙哥马利不一样，就像前面提到的，蒙哥马利为他眼中的那些毛的特质所吸引，毛同他说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拥护新国家，他则”深信这是真实的“。
蒙哥马利是否支持有机国家论，相信”服从它，也正是服从我自己。不但如此，它不只是我，它还是个较优、较大、较接近于理想的我。它的生长发育，凭我用尽全力去推进；而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却又凭它的铸成与冶炼。国需要我做一个成分；我待国固定我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国不能离我，我更不能离国。国与我不相外”的国家有机体观点？我们大概也不得而知。
但就《三大洲》里关于中国之行的结语来说，“蒙蒂”肯定是要在公开场合与赤党划清界限的，他强调自己对赤色中国态度是中立的，他希望西方，尤其是“我们的领袖美国”，不要拘泥于意识形态之争，能对新中国伸出友谊之手，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和平的可能。
接着，蒙哥马利便话锋一转，像前文所提的那样，旗帜鲜明的捍卫起基督教价值观、君主制与英国的未来，表示“千万不要忘记崇拜上帝”。
他这样表示：在赤色中国，人们“一切服从于国家”，而英国则应按照“上帝第一，国家第二”的生活方式，遵守“我的上帝，我的国家，我的女王”的人生信条。
新一代英国青年应当牢记这些“珍贵的基督教遗产”，从蒙哥马利这样的老一辈手中接过火炬，最好，最好要“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支持那些像共产党人那样对待自己的信念的领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无所恐惧了”
我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事实的叙述往往折射着叙述者的价值观、世界观与历史观，从《三大洲》中的叙述来说，蒙哥马利关于中国“消灭不道德行为”、“统一而专心一致的国家”的描述大抵也不单是他个人所见所感，而也是一种他想要对读者传达的观点。
他想要的英国是什么样的？那可能是一个纯洁而一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