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朴树？

有一次，高晓松手头缺钱，找朴树借15万。朴树回：账号，然后就把钱给他汇了过去。

一段时间后，他给高晓松发了俩字：还钱。

这件事高晓松印象深刻，有一次在节目上还忍不住提起来，说他这个人就这样，惜字如金。

朴树的父亲是北大教授，一位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物理学家，母亲是国内第一代计算机女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朴树的轨迹原本应该是按部就班读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来以后成为某科研领域的大牛。但变故发生在他小升初，朴树以0.5分的差距和北大附中失之交臂，父亲带着他低声下气去求人，求了一个月未果。

这是朴树第一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后来这件事在他心里不断发酵，产生了某种变故，上初中时他开始抑郁，一个月都没笑过。母亲带着他去找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青春期抑郁症。

渐渐的，朴树的话越来越少，他变得不合群、孤僻、失眠。直到有一天，他拿起哥哥濮石留在家里的一把吉他，这一切才有了转机。

他对父母说想玩音乐，父母不以为然，朴树便把自己最心爱的游戏机给卖了，凑学费上吉他班。再后来，朴树浑浑噩噩地过完三年高中，对学习的耐心终于耗尽，于是和父母摊牌，不考大学了，要一辈子玩音乐。

父母说，“我们尊重你的想法，但你要是问我们的意见，我们是不同意的。”内心有愧的朴树正常参加完高考，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这是他为父母考的。

咬牙读完大一后，朴树还是决定退学，窝在家里写歌，一写就是两年。

直到母亲试探性的问他，“你要不要出去端盘子？”他这才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赚点钱。

朴树开始给别人写口水歌，写了一首便觉得这个行为十分可耻。朋友便给了他高晓松的电话，那时麦田还没成立，宋柯也刚从美国回来。

高晓松听朴树唱了几首歌，问他，“你唱歌这么好听，长得又这么帅气，为什么自己去唱呢？”朴树回答，“那些玩儿音乐的都是傻帽。”

后来高晓松给朴树打电话说，“我有一个朋友，成立了一个不太傻的公司，你来吧。”

1996年，朴树签约麦田，录音成了高晓松最折磨的事，因为朴树对音乐的要求太苛刻了，即使找了很多一线乐手，也无法满足朴树的野心。

宋柯便请来了久负盛名的张亚东，当时有很多人求着张亚东做音乐监制。

当他听完朴树的《那些花儿》时，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我都不做，我就做你的。”

1999年，朴树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问世，一年之内狂卖30万张，那年他26岁，红遍全国。

2000年，春晚导演组找到麦田公司，指名道姓要让朴树在春晚上唱《白桦林》，但朴树十分抗拒，出名带给他的痛苦一直就没有停过。

几乎每个人见了他都要问《白桦林》背后的故事，但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就是他常听母亲哼唱苏联歌曲，于是根据旋律瞎填了一个故事。朴树不想编故事，也不喜欢面对这么多人，所以拒绝了春晚邀约。

后来公司上上下下都劝他，软磨硬泡了好久，朴树终于答应。于是在那年的春晚舞台上，一众衣着光鲜亮丽的明星中间出现了一个漫不经心、被迫营业的朴树，看上去还有些丧气。

成名之后，朴树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有意的躲避人多的地方。他经常失眠，无助的时候就坐在大理的洋人街上，拎着啤酒，看女孩儿们打羽毛球。

2003年，在朴树30岁生日当天，他的第2张专辑《生如夏花》上线，一举让朴树的身价位列全国前三。

在这之后，就是长达11年的沉寂。直到2014年，韩寒敲响了朴树家的大门，他才以一首《平凡之路》重回观众视野。

2016年，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朴树罕见的在综艺节目中亮相，舞台上，主持人问其缘故，他耿直又坦然的说，“我最近确实缺钱。”

从2012年朴树组建乐队开始，赚钱就成了最让朴树头疼的事情，他成名了这么久，却仍然租房子住，商演也很克制，每年都屈指可数。

有一次，乐队实在熬不下去了，朴树便接了几场，把收入全给了队员，自己分文不收。

2011年，朴树和妻子在北京郊区租了一栋别墅，因为看房的时候有一束阳光恰好从窗子里照进来，他觉得这个场景太美了，说什么也要租下来。

人到中年之后，朴树对穿着也失去了耐心，在接受鲁豫采访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绿色T恤和一条不过膝的短裤，看上去一点也不隆重，但是他不在乎。

2017年，朴树的第3张专辑《猎户星座》上线，在北京巡演的首场，他忽然流泪向大家道歉，因为有些地方不够完美。当晚他便进了录音棚，重新编曲缩混。

这一桩桩，一件件，常常让我想起高晓松讲的一件小事。

那一年，朴树刚刚出名，音乐圈还不是娱乐圈，我们还在用mp3听歌。

某一天的演出归途，朴树突然要求停车，说，“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

高晓松问他，“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朴树摇了摇头，重复了一遍，“我要看夕阳。”

或许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朴树孩子似的突发奇想，但这就是他，简单纯粹，又特立独行。你眼中的朴树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