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里朱一龙的表演？

发布时间：

2024-10-05 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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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的塑造，充分地体现了朱一龙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是多么强悍。他很成功地演绎出了建国初期的解放军军人气质。他为李想塑造了完整而立体的人物灵魂，让李想生动又真实地活在观众眼前。他成功地让陈凯歌导演的“诗意”从抽象的“干花”变得生机盎然。

从外在气质而言，李想和演员朱一龙的差别，不仅仅是“军人气质”，还有跨时代的人物气质。

其中，“军人气质”可以通过军事训练等方式，日复一日地从形体上、从角色举止上，自外而内的一点点培养。这也是《志愿军》剧组让所有演员同时军训的原因。而朱一龙很明显特意在军训的基础上，尤其改善了自己的形体和微表情，让自己变得更豪气、粗糙和英武。这与他多年坚持运动保持体态密不可分。

电影里有几幕，比如，一营夜袭比利时营，李想带着战士走在水里。举起拳头示意大家停下，他的小臂肌肉线条流畅。

再比如在二防战壕里，李想只露出双眼盯着对面的敌人，他的右手在身后给准备引爆的战士打手势，手势特别有力且利落。能看出李想的举止非常具备现役军人的武人气质。

与“军人气质”相比，“时代气质”则必须要建立在对角色和角色生活的环境对深刻认知基础之上。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时代气质。这种时代气质是基于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信息掌握量等条件综合决定的。建国初期的我们自信心非常强，因为经过漫长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排出万难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这种力量感和自信心是从心底漫出来的，体现在每个人的眼睛里和身体语言上。

一直以来，朱一龙塑造角色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从内心接近角色，从内到外的驱动自己的眼神和身体语言，让李想很明显地看出那个时代的人才有的坦诚、热烈、纯粹的气质。

朱一龙路演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关于李想手持红旗向父亲展示地形那场戏，他曾经一度有点困惑，感觉是否有点太戏剧化。

李想出生在1925年，出生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15岁的李想第一次被父亲找到但是转头却自己去参加八路军。一直到1948年才第二次见到父亲，然后又分开。电影开头1950年李想休假来北京找到父亲是他第三次与父亲见面。第一次见到妹妹李晓。

而朱一龙出生于1988年，物质生活已不再贫乏。在武汉渡过童年的他跟所有别的独生子女一样，在家人的满满爱意里成长。同时以朱一龙的内敛性格，在他得意时，他向父亲显摆的方式也不会如此的外放。所以，不管是生存的时代还是成长经历，朱一龙和李想都差别太大。

然而1952年出生的陈凯歌，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定认识过、接触过很多李想的同龄人。他能明白李想他们那代人的童真和骄傲。所以，在陈凯歌导演的讲解下，朱一龙理解了李想此时的心情。

所以，李想就像所有在自己家院子里肆无忌惮的孩子一样，为了展示自己对地形的熟悉，他手持红旗，从西安开始，一路披荆斩棘到达北京，来到天安门，骄傲地挺起了胸膛。这种对北京天安门的向往，这种长途跋涉的勇敢，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是很多孩子的期待，也是很多孩子玩耍时会幻想自己最勇敢的行动。26岁的李想，迟了很多年后，在父亲面前做了一次儿童们的游戏。

其实正常情况下，这种在自家院子里穷折腾的熊孩子接下来，有一定概率会被父亲一脚踢在屁股上的。熊孩子要么哇哇叫，要么撒腿就跑。但是因为李想已经大了，又马上去就要归队了，他没挨揍。李想自己因为对儿子身份的不熟悉，千言万语都只能憋在心理。所以，他的眼角已经发红，但是嘴里却只跟父亲说饭盒里是李晓做的饺子。

每一次见到父亲，每一次与父亲告别，李想的感情已经波涛澎湃，他的眼睛都已经先诉说了千言万语，但是他的手却只会按照战士的习惯敬军礼。朱一龙就是这样细腻地表达李想丰沛的情感和内敛的性格的反差感。

在一营里，作为教导员的李想跟憨厚的郑营长合作的很好，他把郑营长当做自己一个老大哥。担心父亲时，会像小孩子一样跟郑营长念叨。战斗时跟郑营长并肩作战，不管是炸坦克还是跟敌人肉搏，都表现出两个人是多年合作的熟悉感。

但是，面对其他战友时，李想则完全是老战士，是需要随时注意大家心理变化的教导员。李想面与战士们面对面沟通时，动作都是舒展的，声音都是粗犷大气的。

他在阻击战前问大家“咱们的牙口是什么牙口”时，他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里，下巴向上挑，挺起胸膛，“咱们”两个字的语气“调高”，整个身体语言是带着“挑衅感”的。他在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在战前调动战士们的不服气的心情，让战士们充满斗志。这表示李想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导员。

当孙醒想起自己的身份时，李想用力的拥抱孙醒，欢迎一个战士真正的回归。然后举起手号召大家鼓掌欢迎。穿着脏兮兮的白衬衫的李想，大声说话，大声的笑，大声的召集全营拍合照。一副大家长的姿态。

电影里那种独角戏往往是最难演的。因为角色如果不能靠自己的表演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住，观众一旦走神，再拉回来就难上加难。

从李想往营指上插红旗那一幕开始，到李想引爆炸弹炸毁营指，基本上朱一龙都是独角戏。朱一龙用充沛的情感把氛围充实，让观众跟着李想一起感受他所经历的一切。

李想插上红旗，转过身遥望铁原、遥望祖国时，他在想什么？李想暂时击退敌人，匆忙把炸药引线接上引爆器时，他在想什么？他在步话机里听到一营已经完成阻击任务瞬间身体放松时，他在想什么？傅崇碧让他把一营带回来，他迟疑着、落下泪说，一营回不去了，此时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当他拿出糖纸用力的舔那么一下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当他看到鲜花和糖纸随水流走时，他脸上微微的笑是为了什么？当他压下引爆器时，他在想什么？

这是设计的很复杂也很漫长的几段独角戏合在一起的一段戏，其中包括了很多陈凯歌设置的各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动作和道具。如果朱一龙只是单纯的完成导演的人物，那么李想临终这一段就会变的非常干瘪乏味，陈凯歌的那些意象化的道具会变成“矫情”。

但是，朱一龙为李想的每一个动作，每个行为，每一句台词都找到了背后支撑的充实情感。在李想那充沛的情感支撑下，观众们也充分接收到了李想的每一个行为的意义。所以，哪怕是小朋友都能在李想用力舔一下糖纸之后，感受到他对美好生活、对家人，对生命的珍惜和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