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股灾有多惨？
我的亲叔叔，在14-15年通过敢买敢卖的操作手段，一年多在股市赚了1260万。但是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
2015年的上半年，我爸爸逢人便说，他的亲弟弟炒股一年赚了一千二百多万，那眉飞色舞的神情，好像他自己本人赚了那么多钱似的。
我爸做生意的那个市场上，每个人都像是着了魔一样，无论大店主小店主，大摊主小摊主，人与人之间交谈，三句话离不开股票，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你最近买了什么？你最近赚了多少？随便哪两个男人，一人一杯茶，能聊股票聊一下午，每个人都迫不急待的向别人分享自己的炒股心得，仿佛每个人都是股神，都是巴菲特。
那正是大A如日中天的时候，之前没有过那么高，之后也再不会有那么高。那么大的太阳，谁会去穿羽绒服，人人都巴不得脱光了衣服，往海里跳。然而，凛冬将至，那些没有早早觉察到寒气的人，后来都冻死在了海。
15年，距今不过才7个年头，但我可以说，真正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在当年经历了股灾的人，这一辈子都将“谈股色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5年初，因我爸的强烈要求，我被强制塞到我叔叔家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习”。我爸原话是，你叔叔那么多的赚钱手段，你哪怕能学个一星半点的，这一辈子也不愁吃喝了。
在这两个月里，我被我叔叔的生活方式惊呆了。每天必睡到中午，10点起床都叫早起了。家里从不烧饭，餐餐必和那些生意伙伴兼股友们，去饭店吃饭，每餐都是大鱼大肉，都是我叔叔请客，甚至有时候一餐动辄就是3万5万，我记忆中在他家吃过最便宜的一餐，在一家大排档吃饭花了199元，再没有比这更低的了。当时在我叔叔眼里，可能他赚的钱和大水冲来的，大风刮来的，没两样。
一个傍晚，酒足饭饱后，在婶婶的要求下，叔叔带我们一起去逛商场。叔叔的座驾是奔驰E，他并没有驾照，也不会开车，为了出行方便，他还为他的车请了个专门的司机。
很快就到了环球港，这是个很大的商场，里面有很多的专柜，专卖店，当然也有奢侈品。婶婶轻车熟路的，就带我进了一家奢侈品店，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婶婶客气极了，非要问我有没有看的上的，有喜欢的就让叔叔买，不必拘谨。我随意的看了一下，里面的衣服鞋子价格大都在5位数，便宜的也要4位数。在此之前，我买过最贵的衣服也就大几百块钱，没有买过上千的。
虽然我并不想这样，但是半推半就的，全身上下就买了一套，其中鞋子花了2万多，那是我买过最贵的鞋！
晚上我给我妈打电话，把叔叔给我买了几万块衣服鞋子的事告诉了她。我妈可能是十里八乡最要面子的人，她常年重复的话就是，“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头顶锅儿卖，人情大似债”。她是那种，别人送礼八百，她一定会还一千，别人送礼一千，她一定会还一千二的人。“面子”和“争气”是她的座右铭，同时也是她做人的底线。但是她知道我收了如此贵重的礼物的时候，却突然心安理得，没有了底线。我妈原话是，你叔叔他们家有钱，你就让他们花，不用还。
在吃吃喝喝中，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说，与其说学了两个月，不如说混了两个月。除了多长了好几斤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两个月后回家，我妈看到我直摇头，这叔叔家的伙食是不一样，你看，给孩子胖成这鬼样子。
到家后，可能有点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下午有人打电话过来，我没有看也没有接。到了晚上，我爸回家了，打开房间就对我吼道，“你叔叔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语气中充满了责怪，仿佛我漏接了叔叔的电话，是个多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打开手机，确实有一个叔叔的未接电话，微信里还有一条叔叔的留言，“到家了吗？”
因为在叔叔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当时我又没有正经工作。很快我又到了上海的一家博物馆学习加上班，馆长是我叔叔的朋友，他给我安排到他的一个得力干将下面学习。那是一个中年的秃顶老头，旁人都叫他刘教授，而我叫他刘老师。
刘老师，是我至今碰到最接近全能的人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牛人。他会裱画，会装框，会修瓷器，会修复文物，会做家具，书法绘画水平都是一流，天文地理也是无所不知。我曾亲眼目睹他，将残缺的名人字画补的近乎完美，也曾见他把破碎的清代瓷器补的天衣无缝。他还是个仿字天才，比如王羲之，颜真卿的字帖，他多看几眼，可以1：1的写出来。同时，刘老师，也爱炒股，他对股票的痴迷程度甚至远超我叔叔，因为他只要闲下来一点点，就会拿手机或是电脑在那研究K线。
朋友，如果你不急的话，我想简单叙述一下刘教授。刘教授，并非是正儿八经的教授，而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本科艺术生，具体多少年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自己也忘了自己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他跟馆长后面工作近二十年了，馆长需要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渐渐的，学会了这一身本领。因为懂的多，资历高，馆内的同事们都敬称他为刘教授。
博物馆内，往往忙的时候很忙，闲的时候又很闲。市区的学校，往往会组织集体性的校外活动，而我们的博物馆，就是活动的景点之一。每当学生们成批的来参观的时候，就是我们比较忙的时候，有人要介绍，有人要引导，有人要照看，有人要打扫。每次忙完一闲下来，我就在那打游戏，刘老师就又在那研究K线。
有一次，我连输几局，被坑的不行，就放下手机，走到刘老师旁边，和他一起研究K线。刘老师向我报怨，他买了这支股很久了，可是从他买它开始就总是跌。我一看，这不就是被套了吗？于是学着我叔叔的语气说道，当你有一百万被一个盘套住的时候，你只能在它要跌到底部的时候，再追加一百万才能解套，否则只能止损离场。刘老师一听，大赞我竟然懂股票，然后追投了一倍。果然不到半个月就解了套，还稍稍盈利了点。
不得不说，在16年以前，尤其是行情好的时候，这一招其实真的挺管用的，股灾之后，很多股票便没有底了，一跌再跌，很多人炒底炒在了半山腰。
朋友，再谈一谈，我们敬爱的馆长吧。馆长并不是个纯粹的馆长，他是一个生意人，是很多年前上海的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之一，博物馆也只是他的兴趣爱好。同事们都称呼他为老板，而非馆长。我有时候跟同事后面叫他老板，有时候也会跟叔叔后面喊他老吕，刚见面时，也曾怯生生的喊过他吕叔叔，实际他和我爷爷差不多岁数，喊叔叔着实不太合适。但是，无论怎么称呼，他都从不会介意。生意场上，从来都是重利益，而不重辈分。只要能带来足够的利润，30岁的人和60岁的人称兄道弟也是稀松平常的。
在博物馆的那一年时间里，我的吃穿用度，都是由馆长提供的，那是他去世的最后几年内身体最好的一年，他甚至亲自开车带我去买过衣服，知道我身上没钱，还会给我塞点零花钱。
博物馆往前几百米，有家很大的酒店，那也是馆长名下的产业之一，馆长让我每天中午去那吃饭。不得不说，那家酒店厨师的手艺一级棒，而且菜品丰富极了，我基本每个中午吃的菜都不重样。店长是个平头的男人，干活很卖力，酒店一忙，很多事都是他亲力亲为，有时候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工作的白制服下，隐约能看到他肩背上纹着一条龙，不难猜出，店长以前也在道上混过。我很少和他交流什么，基本上每天吃完饭就立即离开了。
有一个中午，我吃完饭，正要离开。店长把我叫住，“你这孩子，每天过来，什么忙也不帮，吃完饭擦擦嘴就走人，到底懂不懂事？”我有点吓到，但没有因为他的话而停住脚步，我怕他脾气不好对我动手，一句话没说，一路小跑就回到了博物馆。
到了博物馆，一见到刘教授，我声泪俱下的向他哭诉刚刚的遭遇，刘教授赶忙打电话给了馆长，馆长下午开着车带着我和刘教授就到了酒店。店长看到了馆长，立刻变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我当着馆长面控诉着店长的不是，馆长一边安抚我一边责备店长。从那之后，店长再没找过我的麻烦了。这种被长辈庇护而产生的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可能很多人一生也没有体会过。
馆长十分护短，也确实对我很好。但他的形象与和蔼可亲完全不沾边，倒是用不威自怒形容更贴切一点，他深邃的眼神仿佛能看透世间的一切虚假。
有时空闲，我也会去馆长的办公室串串门。他看见我来了，也会为我沏上一壶茶，示意我坐下，然后向我讲述他曾经的故事。他说他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先富带后富的号召，才决定下海经商。曾在城隍庙摆过摊，也在徐家汇开过店，也曾在火车站被人骗走了100块钱，在那个人民币最大面值只有10块的时代，100块真的是一笔大钱。
我双手托腮，静静听他说话，心里却想着，原来像馆长这么有身份的人，竟然也喜欢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果然，人老了都一样。但我只敢心里嘀咕，嘴上可不敢说出来。毕竟听我爸说，馆长是真的认识邓小平，还一起吃过饭。上个世纪，他还作为中国代表访问过朝鲜，期间就住在金日成家里，还见过少年时的金正恩。
馆长有两个孩子，但是都常年定居国外，直到他去世了，两个孩子才回国了一趟。他身边有一个与他年龄相差较多的上海女人，这个女人与旁人交谈一定用的是乡音浓重的上海话，也不管别人能不能听懂，但她从来不用普通话。有时我向馆长报告问题，她也会在一旁小声的嘀咕两句，我是听得懂上海话的，但是也很少听清她说了什么。女人一直在照顾馆长的起居，但并不是他的原配妻子。也许晚年的馆长，内心真的也很孤独吧。
上海的春天十分短暂，倏忽而逝，转眼就到了夏天，长袖换成了短袖。记得是某个炎热的中午，馆长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和我说，“小路啊，这次有个任务交给你，下午你带几个工人，护送一批铜镜到绍兴去，上次是我去的，这次你代替我去，正好去见见世面，记住，人一定要时时向上看，不要向下看。”
“我一个人吗？我怕我能力不够，办不好。”
“小刘陪你一起去，行了，出去准备吧。”
我羞呆呆的走下楼，然后满脸问号，这哪里需要我帮什么忙啊？车子已经在博物馆门口停好，工人们早把铜镜都已经打包好了，正在装最后一箱，刘教授就坐在副驾驶上，对我会心一笑，“快上车吧！”
司机是个大大咧咧的壮汉子，高高壮壮的，他常年替馆长开货车，馆长叫他小吴。后面还有两个矮瘦的男人，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太阳下干活，看起来没有什么肌肉，但是耐力十分不错。他们三个人，一路都在讲黄段子，聊嫖娼的话题。我和刘教授听得一路无语，但是听到搞笑的部分，也会跟着笑笑。
一路急驰，很快就到了绍兴。目的地叫东方山水乐园，那是个很大的项目，还在建设中，前半岛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场，水世界，过山车，水滑道，皮划艇，摩天轮等应有尽有。后半岛是一些高高低低的大楼，造型各异，看起来是商务区。刘教授告诉我，这个项目，初步投资，就投入了80亿。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铜镜送到后半岛最高楼里一个名叫“龙宫”的地方。
楼层很高，加上还在建设中，部分楼层的电梯不能直达，只能靠人力将货物搬到龙宫里。铜镜装的分散，倒是并不重。但是铜镜的底座，都是实木做的，外面还包了一层丝绸锦缎面，真是太重了，我每次来回双手共用也只能搬两个，而且几次后就力竭了，司机小吴一次可以搬四个，那两个黝黑的工人，一手拎四个，一次可以拿八个，真是给我惊的目瞪口呆！
大概搬了1/3之后，我的任务便由搬铜镜，改为了摆铜镜。我将底座摆好，再用抹布将底座擦干净，然后将铜镜正正方方的摆在上面。这些铜镜大小都差不多，但是背面的图案真是千奇百怪，两乳的，四乳的，七乳的，八乳的，龙龙，凤凤，虎虎，花花草草的。其中比较多的，还有百家镜，就是注明姓氏的铜镜。
和我们对接的人叫小段，是个姑娘，看起来年龄与我相仿。她皮肤白晰，面容姣好，剪着齐肩的短发，大楼里光线有些昏暗，更显得她的皮肤没有任何瑕疵。别看小段年龄不大，但是身居要职，是蔡老板的得力干将，这个几十亿的项目，大都是她在监督管理。
说实话，馆长派来的这波人，除了我，每个人都是实干派，干起活来井然有序，非常的快，原本有干的太晚就在绍兴住上一宿的打算，这些人硬是在晚饭前把活干完了。小段拍手连连称赞，说罢就打算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个“龙宫”，不得不说，小段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素质涵养的交际花，这样的女孩，这么多年了我也很难再见到。
龙宫里的一切装饰，尽可能的保持着高贵与奢华，也正是对应着它的名字。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巨大的狮子根雕，估计起码有十多吨重，人站在面前显得十分渺，如同小猫咪站在大水牛面前。
刘教授上次来绍兴便与小段见过面，两人交谈显得十分熟络，好似有十多年的交情。小段边走边开口询问刘教授，“蔡老板想问问你们老板，有没有X姓氏的铜镜，过几天省内领导要来参观，可能需要用到。”
刘教授应声回答，并承诺一定转告。这让我想到了吴思写的《潜规则》，里面说到明清时代的“陋规”：在很多行业都有着不成文的规则，人人必须遵守，才能形成双赢的局面，真正能成就自己的人，往往是懂得利用规则的人，不懂顺势而为的人，通常只能清贫一生。即使如同张居正，林则徐这样的人，也要善用“陋规”。
参观完龙宫，小段拿来纸笔，让我写一份交接文件，确定交接铜镜的数量与日期，毕竟我是馆长指派的代替人选，这个事还是轮到了我来做。我一边写字，一边小声的询问刘教授相关事宜。同时疑问了一下，“如果弄丢了一枚铜镜会怎么样？”刘教授告诉我，“比较严重的，上一次弄丢过一枚，馆长看在朋友面子让那个老板赔了七万块钱。”我继续问道，“那像这样的铜镜，馆长一共有多少枚？”刘教授轻松简单的回答，“大概20多万枚吧。”我的天20多万枚，恐怕全国其它所有铜镜玩家的铜镜加起来，也没馆长一个人多吧？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确实大吃一惊。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目前史上最大的铜镜遗址被发掘出来，一次上百吨古铜镜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时的人们显然没发现出铜镜的价值，工人们面对这批铜镜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大量的铜镜被送进了船坞，炼铜造船。馆长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带队奔赴现场，花了大价钱将工人们避之不急的“破铜烂铁”全部收下，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镜收藏家。时过境迁，铜镜的价值渐渐体现出来，少则几万元一枚，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元一枚，这20多万枚铜镜的价值是无数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有钱人的眼光，往往是独到而超前的。
从绍兴回到上海没多久，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上来就问我，“最近在博物馆，有没有学到什么有用东西？”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我对他墙头草，风往哪吹往哪倒的性格，有些反感，所以他叫我做的事，我偏偏不做，他问我的问题，我偏偏反着回答。所以我的回答是，“啥也没学会，天天玩。”
父亲正要发作，叔叔从他手上接过电话，语重心长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书法家，但是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前和我见过，觉得我很机灵，想收我做徒弟，希望我能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学习书法。叔叔的建议，总是让我不好意思拒绝，便欣然同意了。
临走前，我去馆长的办公室向他告别。他显然是有些不舍的，他最后握着我的手，告诫我“记住啊，一定要好好学本事，学本领。多学习，多思考。人一旦停止学习，人生便只能走下坡路了。”年轻气盛的我，完全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觉得这句话蕴含的道理，足够让人受益终生。
拜别馆长，走出博物馆，叔叔的车子早已经在门前等候。叔叔没有来，派来的是他的司机，老王。学书法的地方离叔叔家很近，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要住在叔叔家。
博物馆离叔叔家很远，老王路上和我闲聊了起来。他平时在叔叔面前少言寡语，默不作声，叔叔问他问题，他才回答，从不主动发言，这会儿却活脱脱像个话痨。
老王是河南人，早些年在郑州做刑警，早年的社会不像现在这样安定，刑警是个高危职业，到了三十多岁，身体力行跟不上的时候，就得从一线退到二线。他到了要退线的时候，索性直接辞了职，下海经商，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十数年，最后认识了叔叔，给叔叔做了司机。老王做刑警的时候，和歹徒搏斗受过伤，现在年纪大了，左手完全使不上劲，搬弄稍重点的东西就抖的不行，他打趣的说，我这只手现在也就只能转转方向盘了。为了佐证他说的话，他从怀里掏出过去用过的警官证给我看，皱巴的证件上印着不掉色的国徽，里面是他年轻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不得不说，老王年轻的时候长得真有点帅。
我问他做司机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够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的开销吗？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我除了工资外，每个月还能领到国家的退休金5600块钱，完全够花。”我TM嘴都气歪了，我一个月才五千块钱工资，他一个人拿两份工资，我还担心他？！
这次的聊天并没有让我对老王产生多大的改观，我觉得他脑子不清醒，警察不做，跑出来做生意。要不是因为我爷爷过去犯过一些政治错误，下过狱，我肯定早都去考公务员去了。老王真正让我对他产生改观，是两年后他全款在上海买了一套价值600多万的房子。老王的故事让我想起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三亿鸡缸杯的藏家，刘益谦先生。刘先生，早年在上海做过几年出租车司机，在车上听到当时大佬的建议，回家就把几年存的钱全部拿去买了一支股票证券，然后一夜爆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凭借自己的头脑逐渐成为商界奇谈，早已身价百亿。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很多人寒窗苦读十数年学到的东西，都比不上大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