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到第二国歌,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这首歌的作曲者刘炽在50年代末期的“反右”风潮中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80年经胡耀邦亲自批示,才被恢复了党籍。此歌的作词者乔羽说当年刘炽在60年代初期被从北京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贬到沈阳市担任“辽宁省歌剧院副院长”后,就再“没写过比那个时期(指四、五十年代)更明快、更欢乐、更有天才的这种曲子”。文革时刘炽又遭到了批斗。详情见下面这篇凤凰卫视的纪录片栏目《我的中国心》2009年10月24日那一期的文字实录。
中国旋律大师刘炽 在动荡年代中大起大落
2009年10月26日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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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0月24日《我的中国心》文字实录:
解说:2009年10月1日晚8点,建国六十周年国庆晚会,在雄壮的歌声中拉开了帷幕。这是这首流传了五十多年的老歌,最大规模、最华丽的一次亮相。
王昆(著名歌唱家):我特别喜欢他的《一条大河》。
乔羽(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词作家):他的旋律很好,优美动听啊,好唱又好记。
杨鸿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指挥家):每个音符都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每一个旋律都是有灵魂的。
解说:他就是创造这些旋律的人,他叫刘炽,被称为中国的旋律大师。
贺敬之(著名革命诗人、剧作家):去世11年的时候,重新回顾他让我感慨万端。
曾子墨(主持人):1937年的一天,在陕北延安的一个土台子上,毛泽东正在给一群席地而坐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学生讲课。今天他主讲的内容是辩证唯物论,黑格尔、费尔巴赫,整个不大的的土场子里,只有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忽然一段不太和谐的呼噜声,从学生中传了出来,毛泽东定睛一看,坐在前排的一个小鬼耷拉着头,早已进入了梦乡,这个小鬼就是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刘炽。那年他才15岁,刚刚从家乡西安来到延安。
解说:1937年的延安,因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驻扎而热闹非凡,刚刚西安来到这里投靠革命的15岁小红军刘炽,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学习。这节课的老师是毛泽东,在毛泽东当老师的课堂上,坐在前排听讲的刘炽竟然打起了呼噜。
刘欣欣(刘炽的儿子):把那大队长气得捅了他好几次,最后他还是睡觉,最后人家队长都觉得挺丢面子的,那毛委员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打呼噜,呼噜呼噜的,旁边人想笑又不敢笑。
赵征溶(《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作者):后来被毛主席发现了,不要惊醒他,不要吵醒他,他没有睡好觉让他睡,让他睡。
解说:几个小时的讲座终于结束了,刘炽被请到了自己所属的大队部,紧接着的是大队长劈头盖脸的批评,而刘炽则低头不语,大队长看着孩子的可怜相,不觉又心生怜悯。
赵征溶:年纪太小,确实这儿学习又困难。
解说:哪个工作岗位更适合15岁的小刘炽,这是大队长在脑海中迅速盘算的问题。在来到延安之前,刘炽曾经在西安的一所寺庙里,跟随一个道士和一个僧人学习过音乐。还是让他去剧团这样的文艺单位唱歌跳舞吧。
赵征溶:这样子呢,他才从红军大学到了那时候人民剧社里面去,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偶然的巧合。
解说:凭借曾经在三仙庙里,跟随师傅学习的音乐基础,刘炽很快在抗日剧社里崭露头角,在舞台上他终於找到了自己的天地。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经回忆说,那时的刘炽是一个少年天才,他会模仿无论什么,他的才智不可思议。
今天,位于延安被门外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冼星海指挥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首次正式公演,抗日剧社的小刘炽和几名队友也来到了这里,坐在台下倾听。和上次听毛泽东讲课不一样的是,这次刘炽并没有打呼噜,而是感动振奋、热血沸腾。一段旋律能将祖国的山山水水,描绘得如此雄壮美丽。第二天,刘炽向剧社领导提出了,报考鲁艺音乐系的请求,领导同意后,刘炽来到了冼星海的房间。
赵征溶:冼星海当时正在拿这个音斗测音,正在搞创作。他站在门口,冼星海发现,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来报考鲁艺的,他说你来报考鲁艺啊,好吧,你进来吧。你唱一首歌给我听一听,就唱了这个《救国军歌》,唱了两首歌,后来呢,说那个节奏比较快,后来就叫他唱一个你稍微慢一些的,他就唱了这个张寒晖的《松花江上》,东北松花江上。冼星海很欣赏,后来说你指挥一个给我看看,他就指挥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指挥过了以后,冼星海只说了一句,你考取了。
解说:考入延安“鲁艺”这一年刘炽18岁,此时的他,逐渐清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像冼星海那样,为祖国歌唱的音乐家。在那些描写祖国的旋律世界里,刘炽如痴如醉、如饥似渴。
刘锋(刘炽的弟弟):他交一次作业,星海就很惊喜,第一回好;第二次再拿来一个作业,那不是好了,是很好了;第三次再拿一个作业,他说我喜欢这个,能在全国流传。
赵征溶:冼星海家里面如果说有红枣炖鸡啦,都把他找去,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了,有这么两三个人找去,一边吃,吃饭不重要他们认为,吃饭,同时呢,进行音乐作品的分析。
刘锋:星海临走的时候,1941年啊,给他的《联共布党史》上签了一个字,就是叮咛他要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
解说:1940年冼星海去了苏联,刘炽也从延安“鲁艺”毕业。他听从冼星海的教诲去了内蒙、河防,大量吸取民间音乐的精华。就在刘炽19岁这一年,他写出了延安时期的第三部歌剧《塞北黄昏》。
刘欣欣:好像流水线一样,刘炽在那前面写,那歌剧本子写了,刘炽在那儿写,后边什么刻蜡版、什么油印的在后边,那边勤务员做饭的,就三天三夜没动地方,等到歌剧写出来,三天以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升出来,刘炽呢,愣给累晕了,愣是给累晕了,给抬到延安的中心医院里头去抢救,完了以后在医院里睡了大概两天两夜,就愣是睡不醒。
解说:就在刘炽一腔激情尽情燃烧的时候,1942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袭来,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刘炽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特务,隔离审查。
赵征溶:由于审查期间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失去了他所最渴望的创作的自由,所以他感到苦闷、感到无奈。
刘欣欣:应该是,他毕竟他太年轻了,他没办法理解,就不管抢救运动它当时有什么意义,可是作为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
赵征溶:有一次,在看他的,看守他的叫韩明达这个人到延安去看病去了,这样子呢他一个人在家,他一天在夜晚就到了延河边。在去之前写了“再见了,我不是特务”,想赴延河而去。但是,这时候人呐,他是矛盾重重的,他想到了我就这样的走的话,谁能证明我不是特务,谁能证明我无罪呢?后来想来想去,自己耷拉着脑袋慢慢地跑回去。
解说:1944年,李德胜在延安边区政府的礼堂里,向在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人鞠躬道歉。此时的刘炽在台下泪流满面,瘀积很久的委屈,终于得到释放。
刘欣欣:就每一次当他有了大的波折以后,就是他自己个性的那种,他不是求生的欲望,就是那种奋进的、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都会占上风。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抢救运动以后,很快他就写了《胜利鼓舞》。
解说:“抢救运动”后不久,遥远的苏联传来喜讯,苏联红军向德国法西斯开始大举反攻,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鲁艺秧歌队也被要求最快最好的创作和排练。
贺敬之:我得到我跟刘炽商量过,我说这个内容是写红军大反攻的,苏联红军,从这个斯大林战役开始起,进行反攻的时候,我们这个秧歌队里面要有一个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就是打腰鼓、跳秧歌舞。
解说:此时的刘炽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一个大型的、集体的、有壮美气魄的腰鼓舞,是他一直想要创作的东西,这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一天贺敬之拿来一首歌词,庆祝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刘炽看了看歌词很好,可是名字太不好记。
贺敬之:叫个什么好呢?我们俩商量,就叫《胜利鼓舞》。
赵征溶:《胜利鼓舞》因为它所表现的,用这个非欧洲的大调和小调写出来,用中国的调式,实际上调式,那写作中勇壮进行曲他是开了先河,这个艺术成就很高的。
刘锋:他能做出来这个,因为他和人民的感情是通的、共通的,他和民族的感情是共通的。
曾子墨: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东北工作团”开展工作,延安鲁艺也组成了一个工作队一同前往,鲁艺各系的师生开始踊跃报名,刘炽也兴冲冲地要求上前线。然而前往东北的名单中,却并没有刘炽的名字。1945年8月底,挺进东北的部队召开欢送会,周恩来也来到了现场。此时刘炽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他冲破警卫跑到了周恩来的面前,对周恩来说“我要去东北”。周恩来回头冲着主管领导周扬说,他有这个愿望是好事,就让他去吧。从此刘炽离开了生活8年的延安。
曾子墨:1946年2月底,刘炽所在的文工团奉命调驻大连,此时的刘炽已经是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兼首席作曲和指挥,他的任务就是要用音乐和演出,来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此时的大连,满街充斥着日满时期的靡靡之音。为了迅速占领文艺阵地,刘炽与文工团领导商量决定,举办四个戏剧和一台音乐晚会来扩大革命文艺的影响,用演出唤醒民众、争取民众。1946年3月,音乐会作为第一台演出亮相大连,身着黑棉袄的乐队指挥刘炽格外引人瞩目。
解说:1946年3月,东北大连,共产党的文艺队来到了这里,一台声势宏大的音乐会就要召开,音乐会的指挥是来自延安的刘炽,这是共产党占领文艺阵地的第一场斗争。
赵征溶:刘亚楼将军呢,就在大连负责这个“军管”,他在苏联,他看过正规的这个乐团的演出,人家指挥都穿燕尾服,他就到服装店去给他做了一套,他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穿了以后呢,感到别扭、很不舒服,第二次他就不穿了、就不穿了。刘亚楼听到以后很生气,给你做燕尾服你怎么不穿呢?他说我不习惯,我这个一穿身上我就指挥不好了,他说你这个土包子。
解说:音乐会的压轴大戏就要开始,指挥依然是刘炽,伴奏是原大连放送局招聘的日本山下久管弦乐队,表演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
赵征溶:刘炽老师穿了一个棉袄、老棉袄,站的地方很不起眼,刘老师个子也不高、不起眼。
刘欣欣:那日本乐队的人呢,确实是不服他的。
赵征溶:根本就瞧不起他,当时就表现得相当的散漫。以后就开始乐器校音,小提琴、小号校音,结果他发现这个管,音准不准。
刘欣欣:拉管弦乐队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指挥的水平差的话,或者是这个听不出毛病,那管弦乐队的人会,心里会瞧不起他的,也不会跟他好好配合的,到现在还是一样。
赵征溶:他用英语英文的术语来讲,你这个音不准,应该要调整一下,这土包子还能够懂这些音乐的专业术语,而且这个音准,耳音还是很准的。
刘欣欣: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这些个漏洞或者错误,他听得出来,他当时马上就把他们停掉,而且给他们指出来,甚至我听我父亲当时说过,有一两个人是故意跟他找别扭。他是很不客气的指出他们,哪个地方错了,不行,而且指出说你不要这个,你不要给我找别扭,你别觉得我不懂。
赵征溶:后来他的作品每首曲子的,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如何表现、如何用乐队来表现它。做了分析,这时候翻译来告诉他,他们服你了。演奏过以后,他们热烈地鼓掌,当然他们的鼓掌方式就是,小提琴用琴弓来敲打这个琴身。
解说:此后的三年里,在远方的枪炮声中,刘炽辗转东北各地,多次变换工作地点和工作单位,在这段动荡的生活中,刘炽写下了一大批作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工人大合唱》。标志着刘炽的合唱写作水平日臻成熟,刘炽用自己的作品为当时的中国呐喊。
1950年春,刘炽奉调北京,任中央戏剧学院艺委会委员,兼歌剧团艺术指导和作曲,在这片崭新的广阔天地,刘炽的内心更是激起一团创作的火焰。1951年8月,刘炽创作的《荷花舞》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音乐、舞蹈双奖。这也是刘炽音乐生涯中,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仅仅来到北京几个月的时间,刘炽就创作了众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一年的秋天,创作完《新疆好》后,刘炽被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那时的刘炽不到30岁意气风发。加上外露的性格,很快就成为歌剧院里面最热闹的人。
乔羽:太意气风发了,刘炽这个人很活泼,所以他有一个外号,我们给他起的,叫“刘热闹”。
王昆:他陪着我到东安市场每个鞋店都走了,走了以后都没有我能穿的鞋。所以回来就,他很累,他也很觉得很困难,他就使劲嚷嚷在那个院子里,哎,告诉你们大家啊,以后谁要犯了错误,也别斗争他,也别处分他,就陪着王昆买鞋去就行了。
乔羽:他那家一天高朋满座,又吃又喝,而且大部分是外国人,他的外国朋友特别多,所以后来就说他,他是刘家茶馆了。
王昆:有一次我感觉他就想去,到酒馆去买点酒来吃,但是他没有钱,回来他就跟他的客人说,那酒馆搬家了,所以我没买到酒,我就知道他没有钱了。
刘欣欣:大家现在想象不来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常常到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真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补丁的衣服,现在说怎么可能呢,你们那个时候算一个高干家庭。
解说:刘炽并没有想到,他这样张扬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会不适合于当时的社会。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兴起,刘炽首当其冲。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责令刘炽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理由是同外国人来往,生活不检点,吃馆子浪费,瞧不起领导。
王昆:那时候就是规规矩矩,这个在有些领导看就挺好,但是像他那样热闹的,他就不大招人待见,再加上他嘴又厉害,他很“犯上”这个人。
乔羽: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胆大,什么话都敢说,非常可爱的一个性格。
王昆:那时候给他报酬非常少,人家给他送稿费来了,他看太少,觉得跟他花出去的劳动不相配,那时候还算年轻人,发个牢骚也还挺正常的,他就是淘气,说话那个尖刻,他说你们拿回去吧,给你孩子买点糖吃。
刘欣欣:我父亲这一辈子,他最大的愿望能写几部歌剧,应该说我知道他想写的歌剧,就不只十部、八部。在十年里头,我父亲在歌剧院,几乎没有什么歌剧本子可写,就是好的本子、好的东西、好的机会,没有人给他,所以他没办法,他只能去写电影音乐。
解说:1950年代的电影音乐,并不受音乐家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简单而没有艺术准水的创作。然而刘炽却误打误撞,被挤进了大银幕前。他并没有想到,这些电影音乐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曾子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刘炽的曲、乔羽的词,那是电影音乐最绝佳的搭配。乔羽和刘炽同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住在一个院里,两个又是感情深厚的哥们,一般的歌曲任务到他们两个手里,心有灵犀,短平快的就可以解决。1957年的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找到了刘炽和乔羽,希望他们能够为正在拍摄的电影《上甘岭》创作歌曲。然而让沙蒙焦急的是,整个摄制组已经停工等待几天了,那两个平日里的快手却迟迟地不能交稿。
解说:2009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正在练习刘炽55年前创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刘炽创作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却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年的七月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带领《祖国的花朵》
摄制组全体成员,以及一大群十一、二岁的小演员,来到万寿山下,在颐和园中嬉戏,到昆明湖上划船,刘炽作为电影的作曲,也就跟着一起来到了颐和园。孩子们嬉戏、欢乐,划着、闹着,刘炽像孩子们一样活泼,打水仗、赛船,脱下鞋坐在船舷上打水泡,就是孩子们和这个中年叔叔,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刘炽大喊,快靠岸、快靠岸,《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已经在刘炽的脑海里完成了。
乔羽:有时候人家拿稿子去了,他热闹啊,他早忘了这事了。拿什么稿子?他说那个什么你不是,啊?对对,有这么个事,你等等、你等等,坐着,你喝茶,我给你写去。把就到屋里去一会,行了,就它了,就给人家了。
记者:现写啊?
乔羽:敏捷至极啊。
赵征溶:歌词写过以后给他,把去打乒乓球啊,人家急着要作品,他在打乒乓球,他第二天把这个两首歌写的。
乔羽:我那时候就说他是天才的刘炽嘛,你写得快不算本事,你得好啊。他很多歌都是这样写的,他还很少有什么,弄好久没写出来的,他没有这种情况。
解说:然而当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新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上甘岭》,找到刘炽和乔羽时,他们两个却一改往日的风格,让导演沙蒙频繁的上门催稿。
乔羽:那是很急的一个活,他这么急,那我也拖了好久,就是写不出来。我实在没有可写的,上甘岭我也没去过,我也没参加过上甘岭的战役,那沙蒙每天上我屋里去一次,也不说话,坐在那里,我也不说话,我没写出来词。
解说:整个《上甘岭》摄制组在北京等待拍摄主题歌的花销,是每天两千多元,而如今却如此的难产。在乔羽写词的同时,刘炽已经在做着配乐前的种种准备。
乔羽:我实在没辙了,就这吧,就这写《一条大河》就这个,我以为准通不过,你现在想想这个,《一条大河》这个歌的内容,跟《上甘岭》有什么关系?它跟《上甘岭》不沾边啊,这多抒情啊,多漂亮的一个词。那《上甘岭》是打得一塌糊涂的。风吹稻花香两岸,上甘岭那里哪有稻花,那里种不了稻子那时候,现在大概可以了,这完全写的南方啊。
解说:乔羽的词算是凑合过关,下来该轮到天才刘炽的旋律了。
刘欣欣:沙蒙作为导演当时跟他说,就跟他说我希望这个电影多少年以后,这个电影人们不记得时候,我希望是因为你这首歌,人们会想到这个电影。
乔羽:他不是,他憋了很久,他也憋了好几天。他是郑重其事地写的,他都是一挥而就,从来不修改的,这个歌他就修改了好多次呢。
程云(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他还告诉服务员说,第一,我不会客,因为他喜欢热闹嘛,任何人来找我;第二,有我信你不要给我,你先给我收着;第三,麻烦你,请你允许我不到餐厅吃饭,一天三餐请你给我拿来,我谢谢你。然后再门上贴了一个条子,刘炽死了。他把门一关啊,他才开始写啦。
解说:在消失了近半个月之后,刘炽终于将《我的祖国》的曲谱交给了摄制组,很快这手优美的歌曲,伴随着电波传遍了全中国。
赵征溶:北大试放的时候,人家听到这个歌以后,电影放完了以后,大学生把他捧起来,抛起来欢呼。
乔羽:他也高兴,他喜欢这个。你看我们一起去,都没人扔我,就扔他。
解说:四十多年之后,《我的祖国》分别获得了代表中国音乐届最高荣誉的,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金曲奖。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国庆晚会上,千人合唱的《我的祖国》,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題曲目再次亮相。一首歌曲牵动着几十年来,多少代人关于祖国的无限深情。
曾子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随即开始。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领导,把刘炽以右派的名义报到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看到名单上的刘炽后,问歌剧院的领导,刘炽鸣放了没有?歌剧院领导回答,这次没有鸣放,但他天天在鸣放。周扬又问,鸣放时,他在哪里?剧院领导说,他在江西採风,周扬最后说,那他没在北京,他就没鸣放嘛。于是将刘炽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中划去了。然而1958年年初,刘炽还是被下放到了江苏省宝应县的一个小农村。
解说:1958年江苏省宝应县,乡下人并不知道刘炽是什么作曲家,他身穿一件对襟黑色棉袄,像个地道的新农民。
赵征溶:他们是“三同”,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那个地方的乡亲就说,王大婶、德二婶,我们当地叫德二奶奶、王大奶奶,就把煮熟的鸡蛋,悄悄地塞到他口袋里去。
解说:1958年6月28日至7月20日,宝应县委召开了全体下放干部“向党交心”,进行“整风”的会议。刘炽参加了会议,这一次他还是没有管住他爱说话的嘴。
赵征溶:讲到了农村确切的情况,因为他坐在社长家,农民到地方要粮食,没有口粮了。都说王社长(他先在屋里),不得吃了、不得吃了,他讲了一个“缺粮”。第二个呢,就讲到农村的干部作风粗暴,影响了干群关系,他说干部和群众好像隔着一层钢板,钢板是冷冰冰的东西。
解说:刘炽的“错误言论”很快在大会上公布出来,他成为批斗的典型,有关部门打算开除刘炽的党籍,很多人开始与刘炽划清界限。
赵征溶:跟他在一起散步,默默地散步,他没有话讲,我们也没话,我们知道他内心痛苦,有时候到大运河边坐一坐,我作品写说看大运河的潮起潮落,其实大运河没有那么多潮水,没有那么多涨潮落潮,但是波浪的起伏,确实是他内心痛苦的东西。
刘欣欣: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回忆起他自己,谈到说他作为艺术家,他心里很苦,也很感人的。就说他虽然每天都在笑,可是他心里的苦闷,常常得不到很多人理解。
解说:1958年十月,中央来了指示,命令下放干部回京工作,刘炽可以带着他的“错误言论”离开宝应,回到北京了。
赵征溶:下放宝应离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拍的照片,这是刘老师。
解说:在回北京之前,刘炽还为宝应创作了一首《千里运河水流长》的歌曲,旋律优美动人,丝毫没有他内心的孤独与悲伤。在刘炽的音乐世界里,只有美好与浪漫。
曾子墨:1959年的刘炽依然顶着在江苏宝应“错误言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并且享受着“问题分子”的特殊待遇。这一年是少先队建队十周年,刘炽为孩子们创作了一首歌曲《天天向上》,准备在庆祝大会上首演,可是上级却突然下达命令,不能让刘炽这样的人在台上指挥,指手划脚。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节这一天,晚会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炽的《天天向上》将由别的同志指挥。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没有通知刘炽观看演出,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派人给刘炽送来了两张票,并让刘炽坐在了他的身边。
解说:1966年5月,辽宁沈阳,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到了这里,五年前刘炽由中央实验歌剧院,调任辽宁省歌剧院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在这里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二部歌剧《阿诗玛》,就在他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创作旺盛、想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时候,他却成为了文革中,辽宁省最早被抛出的文艺界人士。
乔羽:至少说他从调走以后,没写过比那个时期更明快、更欢乐、更有天才的这种曲子。
刘欣欣:我们家门上贴了一个对联,上联写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叫“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意思我们就都是混蛋了,中间横披是“基本如此”,就是把我们家老大娘(保姆)就是撵走了,这个老大娘一辈子没有亲人,把我们四个孩子带大,把老大娘撵走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哭,嚎啕大哭。
解说:1968年刘炽被押往辽宁盘锦农村,一面劳动、一面继续批斗。
赵征溶:他那种身材要扛一百多斤的稻子,生活是非常苦的,那个他只是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就是批斗、游斗他们的时候,和这个文化厅长洛汀,还有哪个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三个人挂着牌子,用这个汽车游斗。他就说了,他跟那个洛汀说了,哎,这时候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一个照片留下来多好,洛汀捣捣他,这什么时候你还在乱说。
解说: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刘炽的嘴巴还是不能规规矩矩,这一次他又闯下了更大的灾难,他竟然私下骂了当时红的发紫的李云鹤是白骨精、妲己,并且对李云鹤在延安的丑行一再宣扬,这些可以让其他人邀功的言论,很快就上报到了北京。而1975年,北京有关部门追查谣言时,刘炽成了一个最可怕的源头。
赵征溶:就是李实(又名”远新“)在这个营口区,他们说营口区,盘锦说营口区,在这个地区这个革委会的会议上说,你们这个盘锦这么大的地方,还能把刘炽和洛汀把他们埋掉吗?那下面当然很革命的表态了,完全可能,我们可以把他们埋掉的,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
刘欣欣:当时内定我父亲确实是,等于是枪毙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就有了后来我父亲,等到知道他要把他押送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觉得他自己回不来了,所以呢,才匆匆的赶快用小纸条就写了,等于是说都没有时间写,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话,就是总理意思是说请你快来救我。
解说:总理,我很危险,请来救我,刘炽。当年在延安,是周恩来帮助刘炽有了挺进东北的机会,而如今刘炽并不知道,总理也已是身陷危难之中。
刘欣欣:当时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让他把它缝在棉袄里头去北京,那时的刘炽还并不知道,这是一封无法带到的救命信。在辽宁盘锦,刘炽一边抓紧创作一边在等待着,或许会是死亡,或许会是总理的到来,然而让他意外的是,他什么都没有等到。1976年,他甚至还有一次溜回北京的机会。
王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他忽然到我家里来,早晨,开开门,哦,他来了,我说哎呀,你怎么来了?我说你还活着,他说你还活着,我说都活着。
解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有可能,也都难以预料,刘炽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回到了北京,却永远见不到他最想见的周总理了。1976年1月11(8)日,刘炽和爱人来到长安街上,他们看到周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
刘欣欣:看到了总理出殡的车,那么那天后来晚上我回去很晚,这是我第二次看到我爸爸哭,而且哭到最后很惨,就是哭到没声,一个半夜,人缓不过来。
解说:1978年刘炽由沈阳调回北京,进入煤矿文工团,1980年,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批示,为他恢复了党籍。
赵征溶:这个就是文革结束以后,我和他联系上的,他在信里面告诉我,我的一切很好,还在为祖国和人民写作着,旋律还在不断地流淌着,当时我看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
解说:1998年刘炽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在刘炽的葬礼中循环播放的,是那首写于1957年的《我的祖国》。2009年10月17日晚,北京世纪剧院纪念建国六十周年,刘炽作品音乐会召开,一些刘炽的老朋友来到了现场。在《祖国颂》的歌声中,他们开始了一段关于祖国的回忆,一段关于刘炽的回忆。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