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美国富人正计划出逃，担忧大选后发生骚乱，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忧？美国大选可能带来怎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太平洋对岸的文化是海盗文化，强大的时候可以一起跳舞吃肉，大难来时他们可不是各自飞，而是先把弱势群体给洗了，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通常人们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妥协精神看做是一种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美德。
但是实际性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红白玫瑰战争时两伙贵族厮杀的两个国王的世系都绝嗣，然后还用火刑来处决清教徒。
当然清教徒执政之后，对其他人也毫不手软，甚至连过圣诞节都是违法的，因为通过清教徒的考证认为12月25日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这个节日实际性上是古代异教徒冬至节的翻版。
克伦威尔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爱尔兰人，而北美移民几乎灭绝了所有北美印第安人。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英国总共经历了5轮外部势力的征服。入侵的一些部落名字被用来命名今天的英国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
五次入侵中，其中两个是拥有明显高于当地的文明和科技的，罗马人和诺曼底人，另外三个则是野蛮人。
野蛮人的入侵先是抢劫，然后是移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杀死所有男人，然后和当地女人进行深度的种族融合，最后，入侵的深入，抢劫的困难越来越大，他们会放弃越来越收益越少的军事生活，逐渐占据一些肥沃的土地开始务农。
正式因为这样的历史，盎格鲁萨克逊的社会进程是高度血腥和动荡的，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异常复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可言，有时候他们农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小地主则是维京人，大地主们则是说法语的诺曼底人。
这种社会情感纽带的缺失，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可以当年义无反顾将那么多农民土地上赶走，以便贵族们饲养绵羊获利。
因为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就是这样，每个人能够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活活，不能活死，就像当年主导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一个个的人。”
如果特朗普输了，当年他的团队似乎在努力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重新计票或者取消选举日之后迟到的邮寄选票，但是事实现实这注定无果的。
在安全模式下，通过数选票来进行裁判的模式，实际性上它往往造成虚假的实力对比，当政治斗争一旦升级到安全模式之上，那么这种虚假的实力马上就会土崩瓦解。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川皇输了大选依然在吆五喝六的原因，因为他的底牌更硬，看看那些不戴口罩排一个多小时队投票的支持者，看看全副武装的美国白人民兵组织；在看看对面连投票站都不敢去的民主党支持者，在看看乱糟糟的“零元购物团”，就知道一旦斗争超越安全模式胜利的会是哪一方。
前面特朗普的二次被刺杀，表明他输的下场不会比古罗马的格古拉兄弟好的。
所以特朗普要想活命现在已经不能求助于统治阶级内部，只能求助于外部的民众，让美国的穷白们上街闹事，而且是必须带着武器闹事，就像在1932年德国的纳粹党冲锋队一样，最后统治阶级就会要求找到一个人可以把魔鬼关回到瓶子里的人来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可以要求美国统治阶级进行整体让步。
2020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提前宣布胜选，并与支持者一致认定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
2024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即将到来，民主党人猜测，特朗普可能再次提前宣布获胜。与此同时，2021年国会山骚乱的阴影仍笼罩在美国上空——近80%美国注册选民担心，今年大选后可能发生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暴力事件。
11月1日华盛顿州启动国民警卫队保持待命，以应对今年大选期间可能发生的“内乱”。
民主党害怕特朗普突然发出美国民兵向华盛顿进军之类的口号。
民粹政治家比过去所有的偶像事物都强大，因为其他偶像只能给粉丝们带来情感宣泄的渠道，而政治家还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也许还有伤痛和死亡，不过只要幅度适当，这种伤痛和死亡可以进一步提升情感的力量，利益会强化政治家和粉丝之间的攻守同盟，而这种同盟可以持续的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所以民粹政治家比其他各种偶像都更强大更有力量，一旦真神回归，各种妖魔鬼怪就自然隐没无形了——就像公元630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进入了一所神庙，然后下令摧毁360座偶像一样——从此世间只有一个真神。
但是民主党最大的底牌不是民主党的脆弱的支持者，而是特朗普自己（被刺杀二次）。
但是现在特朗普已经形成一个特朗普组织。
图尔西·加巴德在支持川普集会上宣布她正式加入共和党。
我们知道一个阶级的良好组织，往往需要共同的世界观。
而一个人的世界观往往是早年形成的了，所以一个稳妥的方式是对于从下层社会突然冒出来人物，必须经过若干代考察和同化，通常这种同化只有第三代人身上才能取得完美的效果。
因为第一代人的世界观在他们还是“下层人”的时候就已经相当稳固了，而第二代在童年时期他们的思想也受到污染，只有第三代才能产生在世界观上完美的“贵族”。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的纳粹经济部长沙赫特，作为德累斯顿银行的高级成员，他被看做是德国金融贵族的内部人。
这个圈子里包括一系列在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拥有股份的犹太金融世家，但是这个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并没有对他们的破格提携感恩戴德，反而成了这些犹太家族的掘墓人。
在犹太金融贵族们看来，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世界，并且会感激他们的伯乐之恩。
但是殊不知道，在沙赫特经济学领域求学时经常受到比他富裕的同学的羞辱，而他对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感恩，因而和大部分德国中产阶级一样，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最危险的人物往往是动荡时期坐直通车上来的新人，他们本身一无所有，做起事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也不给别人留后路。
如果特朗普被刺杀，万斯作为特朗普钦定的接班人把特朗普放置在一个受难者的角色上，就好像金大中、曼德拉、甘地等人做过的那样——激发民众的情感的方式，并不只有激情澎湃和欢快热烈，还要有悲痛，懂得全方位驾驭粉丝情感的人才能抵御各种变化——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让信徒们用捂着双眼或者双手合十的方式崇拜。
民众的激情和想象力就会奉献给新的一代民粹领袖万斯。
与出身上层的左派理论家们不同，民粹主义是产生于社会 下层，它不同于左派先宣传“爱”，它一开始就把“恨”作为自己的主要信条。
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往往也都是一些出身于下层的分子，他们在实践中都毫无例外的抛弃传统左派那种复杂高深的理论和用爱救世界的理想主义，他们也用简单化平民化的语言，用煽动对资本家、大地主的恨来筹集力量。
用希特勒的话来讲就是，“要用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进行宣传。”、“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你教会他们爱很难，教会他们恨却很容易。”、“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
与出身上层的左派理论家们不同，纳粹主义是产生于社会 下层，它不同于左派先宣传“爱”，它一开始就把“恨”作为自己的主要信条。
说白了就是要反对比他们更富有的阶级，还有反对在这个世界上占有足够原料和市场的哪些国家。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
1933年当纳粹党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执掌德国的最高权力时，纳粹党人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如果像他们这样的反犹太政党如果执政的话，那么犹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逐渐移民到其他国家，这样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国社党人在希望犹太人走人的同时，是绝对不同意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全部带走的，这完全不符合财富属于民族的纳粹理念。
在当时的德国，向国外转移资金和移民国外都要对征收沉重的税收，如果把这个时期的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的话，那么就是让犹太人走人，但是把犹太人的钱留下——至少要留下一大部分。
在纳粹登台之后，立即通过《公职服务法》，将犹太人从政府部门、以及由政府资助的大学和文化教育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既是国社党人对支持他们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回报——通过从这些国家机构中驱逐犹太人，扩大了非犹太知识分子的上升路径——同时也是对犹太人的一种警告——你们已经在德国已经不受欢迎了，赶快走人吧。
但是这样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大部分犹太人依然坚守在德国国内，拒绝离开。
于是纳粹党也开始逐渐提高对犹太人的迫害力度，努力把他们都逼走。
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年度会议上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权法》，从法律层面上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并且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学者、医生、作家、教师等受人尊敬的行业。
到了这个时候，反犹太措施开始第一次在纳粹党内部产生了争议。因为当禁止犹太人从事很多行业之后，德国一些行业出现了不足的情况，比如禁止犹太人从事医生行业，很快就发生了医生短缺，尤其是牙医的缺口巨大——大部分牙医诊所都是由犹太人经营的小型家族生意——大量德国人苦于牙病而找不到诊所，以至于德国政府又不得不特许一些犹太牙医继续营业。
一些温和派开始反省，这样的措施是否是理性的，是否会损害德国的整体利益。
但是在一个组织里，往往不仅仅有温和派，还有激进派。国社党人内部激进派对目前的犹太人移民的速度依然不够满意，希望扩大对犹太人的压力，于是他们操起过去搞街头政治的老一套，开始派人在犹太人经营的商铺商铺的门窗上刷出六芒星标记和反犹太标语，甚至还会派人到店铺门口做宣传，劝说德国人不要去犹太人的店铺购买商铺。
德国从腓特烈二世开 始，就努力吸引一些在其他国家不太受欢迎的移民，如从 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和犹太人，以便加快这个北欧荒蛮之地 的普鲁士的经济发展。
由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小邦国 林立，这些邦国大多财政脆弱，德国诸侯为了维持自己宫 廷开销和军事行动，对犹太银行家都非常依赖，这样就造 成了后来德国犹太人势力的强大。
在魏玛初年，一位德国 犹太政治家甚至得意洋洋的这样说，“大约200个左右的 犹太人控制着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他们互相认识，并且只 从认同自己的追随者中选择继任者……”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德国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出于对犹 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嫉妒，以及对犹太人潜在的实力的 怀疑，加上俄国革命后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犹太人 这样的情况，更让德国人疑神疑鬼。
这样采用暴力手段驱 逐犹太人就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种现象在欧洲历 史反复出现——为了吸引资金和人才发展经济，一个国家 会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吸引犹太人来定居，但是当犹太 人可是变得树大根深，开始尾大甩不掉时，采取暴力驱逐 犹太人的活动——比如英王在1290年下令驱逐犹太人， 法国国王在14世纪多次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 犹太人，匈牙利、瑞士、奥地利、德意志小邦中都发生过 类似事件。
在所有的事件中，在驱逐犹太人的同时，也都在窥视着犹 太人的财富，有时候被驱逐的犹太人往往被要求在短时间 内离开，这样他们就无法变卖自己的固定资产。
有时候犹 太人在离开边界时要被搜查，限制可以带出境外的金银财 宝数量。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纳粹德国也都毫无例外，一旦 一个犹太人被当地纳粹冲锋队反复骚扰，不得不变卖房产 和店铺准备移民时，买家们就会趁机压价，通常只用市价 一半的甚至更低的价格，德国人就可以买到这些房产和店 铺。在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在移民离开时，德国政府又会开征一笔沉重的移民税，这样一个犹太人在移民离开 德国之后，所剩的财富不超过原来的四分之一，其余的都 被日耳曼化了。
通过这种对犹太人财富的掠夺性政策，不 仅充盈了国库，而且让普通德国人也得到了甜头。
对于一批最富有的被称为“犹太贵族”的犹太金融财阀，纳粹政权则对他们以VIP的高级定制措施。
采用各种手段对他们施加压力，有时候是禁止他们的业务经营，有时候是巧立名目无偿征用他们的产业，有时候则是直接的人身威胁，目的都是要榨干他们的财富并赶走他们。
有时候干脆变成赤裸裸的抢劫和绑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德奥合并的时候，冲锋队抢劫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庄园，当地人目睹了冲锋队的卡车来回回在通往罗斯柴尔德庄园的路上跑了一个多星期，从这座犹太金融皇族经营了几个世纪的祖传大宅中，掠走了价值惊人的金银珠宝、艺术品和名贵家具。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奥地利被禁止离境，直到他们签字将家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产业都无偿转让给德国政府或者德国企业，并且他们在伦敦的亲戚们付出了一笔数额不菲的外汇和证券作为赎金之后，他们最后才成功的离境。
即便采取了以上措施之后，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的速度仍然不够让人满意，其中又几个原因，其一肯定是很多犹太人属于舍命不舍财的类型。
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用来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也受到国际谴责和外交压力的制约，比如在1934年迫于外交压力，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暂停让冲锋队对犹太人商店的骚扰。
1936年秋天为了迎接奥运会和粉饰德国1935年扩军和这一年夏天开进莱茵河非军事区造成的国际紧张气氛，德国又不得不禁止了很多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另一方面是经济方面的，犹太人并不是都富得流油，很多犹太中产阶级担心自己的财富经历了几重盘剥之后，不足以在异国他乡支撑起家庭的经济，所以选择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而父母在德国看守自己的家庭财富，看看情况是否有转机——这也是当时犹太移民的一个特征，那就是青少年居多，而他们的父母则继续留在国内。
最后还有一个“贫穷犹太人”问题，这些犹太人是在奥匈帝国解体，俄国发生革命之后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逃入德国的，他们大多数都处于社会底层做工或者从事小商贩，这些人虽然经济地位不受人嫉妒，但是又直接和普通德国人抢饭碗，所以依然不受欢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就不得不诉诸更加激烈的手段。
1938年10月，随着《慕尼黑协议》的落地，希特勒成为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用了三年时间将一个在经济危机中全面破产的德国，变成一个经济繁荣昌盛，民众生活幸福的德国。
用了五年时间，将一个《凡尔赛条约》下丧权辱国的德国，重新变成另世界敬畏的世界强国。
现在他又实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二百多年来的梦想，将中欧地区所有德意志人置于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内，这是连俾斯麦也未曾做到的。
但是在这个完美的民族国家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其一是但泽走廊依然在波兰的手中，东普鲁士依然被一条国界线分割在外。
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德意志国家中还居住着很多非德意志民族，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劣等民族，比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另一些则被认为是敌对民族，比如犹太人。
而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俄国和巴尔干逃入德国的“贫穷犹太人”则既是劣等民族，又是敌对民族。这些问题就像是美玉上的瑕疵，玉石越是美丽，那么这些瑕疵就越让人无法容忍——尤其是对希特勒这样艺术家气质的人来说，更无法容忍这些问题，所以在解决了苏台德问题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解决但泽走廊和贫穷犹太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似乎都要波兰人的配合，其中是提出就但泽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希望波兰能够接收当年一战后的混乱时期，从沙俄、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迁入德国东部的犹太人。
在1938年十月底，德国在波兰没有答复的前提下，就自行开始行动，将数万名犹太人驱赶到德波边境。但是波兰人予以抗议，并拒绝开放边境让这些犹太人进来，于是这些犹太人滞留在边境地区寒冷的旷野上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后来在德国不断施压，英法出面斡旋的情况下，波兰人总算打开边境让他们进入波兰。
这件事虽然最后解决了，但是也激起了巨大的仇恨。一个星期后，一名在巴黎的犹太青年——他的家人就在这次行动中被驱逐，用手枪射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
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正在准备出席慕尼黑的纪念啤酒馆暴动15周年活动，在和戈培尔简单商量之后，认为这是个进一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好借口，于是戈培尔开始鼓动希特勒青年团去攻击犹太人建筑，而德国的警察系统则被命令对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视而不见。
在这一夜里7000家犹太商店，29家犹太资本的百货公司，以及德国境内几乎全部的犹太教堂都受到攻击。街道上破碎的玻璃到处都是，所以这一夜被称为“水晶之夜”。
紧跟着德国又开始动用党卫军和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集体恐吓，大约3万名犹太人先后被逮捕进集中营，进行了侮辱和恐吓后又被释放。
在水晶之夜中被破坏的犹太教堂一律禁止重建，所在地产被夷为平地当做停车场使用，以便迎接即将问世的德国国民轿车——甲壳虫的到来。
在水晶之夜之后，德国在戈林的主持下进行一次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帝国高层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犹太人在德国是不被忍受的，犹太人必须全部移民国外。
犹太人的企业股票、不动产和艺术品，必须转交给雅利安人，国家对犹太人予以经济补偿，补偿的方式为一种特殊的债券，犹太人可以动用它的利息，但是二十年内不能动用本金。
如果还有犹太人依然赖着不走，那么德国将会采取更严厉的迫害措施，包括禁止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从事各种职业，禁止犹太人接受教育，禁止犹太人使用各种公共设施——目的是彻底断绝犹太人在德国的生计，逼迫他们不得不走人。
不久之后，在党卫军内部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移民总局”，这个犹太人移民总局由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亲自指挥，主要工作就是“促进”犹太人的移民，为他们的移民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犹太人移民总局”工作流程就是，骚扰和恐吓，迫使犹太人把各种财产移交给雅利安人，然后强制他们移民国外。如果这个犹太人不够富裕，经过党卫军这么一折腾，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移民国外，那么党卫军本着慈悲为怀的精神，用国家的力量安置他——把他投入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直到德国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些犹太穷鬼一股脑接收过去。
“犹太人移民总局”开张不久，工作还没有完全铺开，二战就爆发了，德国一个月就占领了波兰。
而波兰境内生活着近3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从德国驱逐出去的很多犹太人，这些东欧犹太人比照德国本土的犹太人普遍性的穷的多，没有什么油水榨，而且数量多的连集中营都没有空位子安置。
经过研究，德国决定建立犹太人隔离区——就是在一些城市划出一定的街区，然后筑起围墙，将犹太人迁移进去。在街区内犹太人实行自治，通过组织劳动，用各种产品换取德国的口粮和各种生活用品。
在波兰总共成立了四个犹太人隔离区，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华沙。
不久之后，德国又下令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迁移进入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
但是这些犹太人隔离区并不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结论，只是暂时的安置。
德国寻找一些愿意接收这些犹太人的国家，最初德国人一厢情愿的认为，南美国家也许会愿意接收，因为他们地广人稀，需要更多的移民来开发资源。
但是南美国家，即便是最亲纳粹的阿根廷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因为犹太人的数量太庞大，而且有油水的一部分都被德国榨走了。
所以要找到主动接收这些贫穷犹太人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除非使用强制手段，不久之后，德国就有了机会。
在1940年的5月到6月，德国的闪电战在西线击败了法国。德国立即认为广阔的法国非洲殖民地非常适合接收这些犹太人，制定了一个在马达加斯加安置犹太人的计划。
法国尽管不愿意，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好从命。
但是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必须和英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英国人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检查进行战争，并用海军封锁欧洲大陆，所以利用法国殖民地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就泡了汤。
巴巴罗萨计划成功之后，德国占领了大批的苏联土地，地广人稀的俄国再次让德国找到了安置犹太人的机会。
但是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富饶的乌克兰平原，拥有大油田的高加索地区，和矿产资源丰富的乌拉尔山都是未来雅利安人的基业。
所以用来安置犹太人的地区就只有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
1941年冬季德国在莫斯科城外的惨败，让所有的犹太人安置计划一切都看起来称为泡影。
不仅如此，德国在投入战争以来所仰仗的就是自己的闪电战，通过快速的打垮对手的方法，来回避自己资源的匮乏无法支撑长期战争的弱点，一旦闪电战受挫，那么德国就面临战败的危险。
对于这种危险希特勒显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尽管痛恨日本人的背信弃义，但是为了争取时间，还是支持了日本对美国的宣战。
然而即便是依靠日本的力量在牵制美国一年半载的时间，最后德国是否能够摆脱战败的命运仍然无法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希特勒最重要的工作显然是要努力避免德国的战败。
但是作为人类的本能，他面对敌手恶意的伤害，他会有一种复仇的本能。
但是他要如何复仇，丘吉尔蹲坐在伦敦的地堡里，即便扔上几颗炸弹也无法炸死他，罗斯福更是远在天边。
但是有一个敌人是他可以掌握的，那就是犹太人，大约600万犹太人位于他所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统治的欧洲大陆上，其中三百万已经位于波兰竖着高墙的犹太人隔离区内，我为刀俎，他为鱼肉，如果复仇，那么犹太人显然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
在1939年8月的时候，当欧洲上空由于但泽问题而变得战云密布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对自己的亲信们说过，“如果犹太人敢于发动战争，那么我就会让欧洲的犹太人灭种。”
显然希特勒对于英国对德国宣战，看做是犹太人势力运作的结果。
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肯尼迪（后来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也证明说过，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私下谈话时也说抱怨说，“是美国人和犹太人在逼迫他对德国宣战。”
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在对英国内阁试压，迫使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宣战，以及打击美国孤立主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如果按照这个观点上看，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仇恨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
但是反过来说，被圈在犹太人隔离区的300万犹太人显然不是有能力从事这种运动的群体，他们都太穷没有这么大影响力。
二战中死于纳粹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大部分都并不富裕，虽然也有不少舍命不舍财，或是盲目乐观的认为像法国维希政权之类的傀儡政府有能力拒绝德国人交出犹太人的要求——但是大部分死难的都是东欧地区的贫穷犹太人。
这部分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之前，本身就是被当时的主流犹太社会排斥的，当时的德国犹太人甚至比日耳曼人还痛恨这些从东边逃难来的“穷亲戚”，因为他们损害了犹太人在德国富裕成功的形象。
在纳粹崛起之前，犹太人社会虽然总体上非常强大，但是并不能形成一股合力。
最上层的犹太金融财阀们骄傲的认为自己的世界的无冕之王，是隐身的统治者，可以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
而上层中产阶级的犹太精英们则希望把魏玛德国改造的更加自由、民主和世俗，这样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自由的赚钱，保证犹太人不受突发的民族主义的伤害。
而领一小部分人则秉承犹太人热爱投机和冒险的个性，希望投身到左翼革命浪潮中，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条道路创出一片新天地。
而普通的犹太下层中产阶级则更容易相信民族主义，其中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能够融入当地的民族之中，如果不是希特勒对他们进行无差别的迫害的话，也许他们会帮助纳粹入侵其他国家出力。
最后大部分的普通犹太人是避免过度参与到政治中去的，努力保持低调的生活。
而几乎上述所有的犹太人，都对一战后从东欧地区逃难进入德国的贫穷犹太人表示鄙视，甚至不接受他们是自己的同族。
正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整体的迫害，让犹太人社会逐渐形成了合力，全世界的犹太人看到德国的同族们的下场，想象到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各国民粹崛起，反犹情绪高涨的前景，都不寒而栗。都团结起来努力避免德国势力的增长，避免德国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消灭德国。
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的一栋带有花园的三层别墅里，一批帝国和党卫军的高级官员汇聚在这里，研究针对犹太人的解决方案，会议的主持者是党卫军的二号人物——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党卫军保卫总局局长、波西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党卫队上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参与会议的包括奥托·霍夫曼 （党卫队中将，党卫队种族和安置主要办公室代表 ）、海因里希·缪勒（党卫队少将，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长，即盖世太保总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青格（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博士（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罗兰·Freisler 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博士（内政部国务秘书）、格奥尔·Leibbrandt 博士（东方领土事务部代表）、阿尔弗雷罗·迈耶博士（东方领土事务部代表）、马丁·路德博士（外交部日耳曼事务司司长）、埃里希·诺伊曼 （“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卡尔埃·伯哈德博士、阿道夫·艾希曼 （党卫队中校，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记录秘书）、鲁道夫·兰格博士 （党卫队少校，党卫队拉脱维亚负责人 ）。
后来德国人在讲述这段历史一定会反复强调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这个万湖会议的参与者的受教育水平的都相当高，其中一半拥有博士头衔（和某朝领导的学历不一样，人家这都是货真价实），但是知识和教育却并没有向在英美社会里那样，对抵制纳粹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狂热运动的作用，相反当时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纳粹。
在这次会议上，帝国和党卫军官员们经过研究，提出了“全面的将所有犹太人从德国人居住的区域清除出去的”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