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自杀前都是很平静的吗？

实际上并不是，你要是早个十几二十年跑到我老家的山沟里，就会发现很多妇女往往都是一边歇斯底里地痛骂，一边往嘴里灌着农药，她们通常面红耳赤，青筋暴起，这类激情性的死亡颇有一种舍身就义的壮烈感。

所以自杀就是一个青柿子，而大家各有各的吃法。

之前我做精神病人纪录片的拍摄规划时，最大胆的想法就是去跟拍一个厌世欲极强的患者，全程记录别人的自杀。

我觉得如果不谈死亡，是不符合精神病人这个群体的，这倒不是刻板印象，而是某种艺术加工。

博眼球嘛。

在一个进度条很长的纪录片里，我想给诸位看看像我们这样的异类所通向的结局。

这其实不难拍，全中国从南到北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不是所有死者都断绝了人欲，你总能找到一些愿意因为钱或者纪念意义而出售临终画面的人。

但很可惜，我没办法主动地去进行这种拍摄。

因为它是违法的。

生命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权利，我不能主动地解构它，又或者漠视它的解构，正因为如此，我为很多曾经目睹过的事物未能及时记录下来而感到遗憾。

我很小的时候，县城还没有铁路通往成都，那时得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站在路边等着一辆大巴车。

这辆车会开很久，每次母亲带着我去成都看病都是坐它。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刚上车不久，整车人便几乎都睡着了，母亲坐在我前面，因为我喜欢靠着窗，哪怕天还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在我的左边坐着一个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女人，我想不起来她的穿着打扮，只晓得她的头发有些卷。

她没有打瞌睡，而是在跟我说话，用很小的声音。

她问我老家是哪里的，多少岁了，叫什么名字，吃过东西了没有，她询问着密集的问题时，还把头侧了过来，靠的非常近。

我至今偶尔做梦，都还能梦见她鼻子出的气扑腾到我喉颈时那股温热的瘙痒感。

在那时，我一边往玻璃上哈气画画，一边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

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去成都吃牛肉粉。

等这些话题结束后，她忽然极小声地问我怕死吗。

我说我不怕。

可这对话其实非常荒诞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辆装满了务工人员和病人的大巴车里，询问另一个年幼的男孩怕不怕死。

彼时的我甚至根本就不太懂死亡是什么，只觉得那也许是从树上落下第二天却又找不到的青杏子。

但女人似乎不介意我的幼稚。

她跟我说她怕死，继而还哽咽了起来，借着很昏暗的光，我第一次晓得了女人哭是会打湿头发的。

可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她的嘴好像裂开了线，再也闭不上了，开始小声而又不停地讲述起了她的恐惧。

她说她还有娃儿，她说啥子广州还是哪儿她一直想去但没有去过，她说人死了就没办法再做任何事了，她还说死了就啥子都不晓得了。

我想象不出来她的恐惧，只感受到她甚至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我觉得她可能随时就要倒下去了。

我问她是不是像一棵树那样，死是不是像一棵树那样。

站着不动，哪儿都去不了，也不会说话，不会有心情，不会被看到，风吹雨打的时候才会动。

她跟我说不是，说树也会死。

我的记忆似乎有非常强烈的迷幻色彩，就好比逻辑上来说那本应该是个异常昏暗的车厢，但我回忆时又觉得好像周遭都是暗蓝色的光。

所有人都好像睡着了等待到达，唯二醒着的两个乘客正在讨论死亡。

我想安抚她，但我手足无措。

她又说了一会儿后，便擦着眼睛爬上了当时二层的狭窄床铺，她说她要睡会儿，我心想人只要能睡一觉，起来了就还能活。

于是我也睡着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坐长途客车睡着。

我和母亲下车的时候，司机大声喊些人，好几个男的一起把女人抬了出来，我站的老远啥也看不到，就只晓得天是雾蒙蒙的，她好像死了。

躲在上面自己喝药死了。

母亲说这些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而我在想她喝农药竟然不喊肚子痛。

坦白讲这十几年来我见过太多人死去了，别说过去那几年，就现在我自个儿都能隔三差五收到阅读者的死前告别。

嬉笑的都有，其他的则是平静。

可我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会一边掉眼泪说怕死，一边又躲起来喝农药不喊疼的死者。

我说过我偶尔会梦到这件事，梦见又回到了那个狭小的，闷热的，浑浊的，泛着暗蓝色微光的大巴车厢。

我不会询问为什么这么害怕又要去死。

因为对于人类这种生命而言，死亡并不是一种选择。

活着才是。

所以我只想踮起脚尖来看着她，看着她侧躺着掉着眼泪抖着手把农药灌进嘴里，我不会伸手打掉，又或者用力呼喊。

诸位。

其实我只会很小声地跟她说别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