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享一下你的自创架空世界观吗？
有这么一个国家：
他原本是某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建立者是一群贫困百姓，因为信仰与当时主流格格不入的异端而备受排挤。后来，他们成功发动了反对帝国的起义，虽然遭遇了帝国的猛烈打击，但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成功，并且占领了一大片帝国的殖民地建立了全新的国家，之后建立了一套联邦制度。而这个国家就是·····
太平天国
在这个世界线中，早期太平军北伐并没有一直北上，而是选择在江淮一带联合捻军进行游击战。极大牵制了清军的力量，令清廷构想的江北大营化为泡影。同时天京事变也以杨秀清被囚禁告终，没有出现大规模诛杀的情况。
虽然这一切虽然让太平天国暂缓了灭亡之危，却未能从根本上治愈太平天国内部的痼疾，天国内部的混乱结构，或者说当时永安建制搭建的草台班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面对此境，洪秀全不得已而为之，将治理大权分授于四方诸侯，天京中枢则退居幕后，化身为各方势力的调和者与后勤基地。此举之下，地方诸侯犹如猛虎添翼，各展其能，战斗力空前高涨。
李秀成先后打下了浙江和松江，势力大涨。陈玉成则攻下武漢三镇，以天京屏障自居。在江淮打游击的林凤祥、李开芳和捻军张乐行等人则顺势南下，击败了湘军，攻占了湖南。翼王石达开则西进到了云南。韦昌辉则镇守江西，杨秀清余部则被派遣去攻打广东。到了1861年，长江以南基本上都被太平天国所掌控。
另一边，由于太平军没有北伐，清廷在华北囤积的军力得以保全，未经重挫，这一微妙的平衡在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显现了其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中，英法联军初战受挫，直接伤亡一千余人，相比之下清军仅仅伤亡五十余人。这一悬殊对比让清廷上下一时之间沉浸在胜利的幻象之中，误以为洋人亦不过尔尔，从而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排外情绪。同时也让英法联军重新评估了清廷的实力。
在几个月以后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硝烟散去后，英法联军终究以更强之势取得了胜利，迫使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此时，清廷已错失了扼杀太平天国于萌芽的最佳时机，其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交织，使得对太平天国的围剿行动步履维艰。即便英法联军有心协助清廷平定内乱，其在远东的军事投射能力亦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一边，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也关注了东亚的局势，不过美国人选择的合作对象是太平天国。1859年，美国浸礼宗传教士以及一些摩门教徒拜访了杭州的李秀成，双方就传教、通商、军事合作等方面达成了良好的共识。此外，俄罗斯也开始接触太平天国，哪怕仅仅只是为了和英法作对，他们也乐意。
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李秀成陆续攻占了福建和台湾，成为了太平天国境内实力最强的军阀，而天京的洪仁玕也在李秀成的牵头下与美国有所接触。洪仁轩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很感兴趣，他觉得现在太平天国的这种诸王并立，中枢虚弱，强枝弱干的情况，采用联邦制不失为稳定局势的一个好办法。
公元1862年，洪仁玕以太平天国干王兼丞相之尊，颁布了一道据称是洪秀全“御笔亲书”的《安国事诏》。此诏书不仅标志着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更明确提出了实施联邦制度的构想。诏书中规定，全国划分为若干联邦区域，由诸王分而治之，各自掌握地方财政与军事大权，以增强地方自治能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王韦昌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因他们对天京的忠诚与贡献，被特别赋予推选官员的特权（可以参考当年平西王吴三桂的西选官），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对他们功勋的认可，也意在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联邦制度下的政治稳定。
当时太平天国被分为十个省，包括：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川南。
江南省大概包括了苏南和皖南地区，还有武昌汉口一带。总面积大约10.5万平方公里。川南则包括了云南昭通、凉山、泸州、重庆南部等地方。总面积约为15.6万平方公里。
《安国事诏》颁布以后，北王韦昌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这三位雄踞一方的诸侯，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的赞同与支持。这三王的地盘已经涵盖了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四省之地，占据天国的半壁江山。
而不久湖南、两广，云贵等地也表示了支持。《安国事诏》使得太平天国的局势得以稳定，天京中枢和地方的关系也被正式确定，避免了无谓的纷争，让天国在面对清廷的猛烈攻势时能够更为高效地协同作战，但同时也加剧了内部的分裂倾向，地方割据的风险日益凸显。
为了解决这个情况，1864年，洪仁玕力排众议，邀请忠王李秀成入主天京内阁，担任下一任天国丞相。在他看来，既然太平天国的分散割据已成既定事实，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那么何不顺势而为，直接邀请实力最强的那位诸侯入京，不管怎么样，总比到时候内战开打，诸王混战，然后重演南明旧事强。
李秀成荣膺丞相之位后，立即着手颁布《天国律例》，此法进一步厘清了天京中枢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责界限，更在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紧密而有序的国家治理网络。其条文之详尽，执行之严格，使得太平天国上下有章可循，法度严明，极大地促进了内部的和谐与稳定。
与此同时，清廷因连年征战，国力耗损严重，军事上亦屡遭挫败，不得不放下身段，向太平天国提出和谈。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机，李秀成深知，此时的清廷虽已日薄西山，但其背后却站着英法两国这等列强，其影响力与实力不容小觑。以太平天国当前的实力，若贸然与之对抗，无疑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因此，李秀成决定接受和谈。毕竟攘外必先安内，唯有先稳定内部，才能集中力量应对外部的挑战。正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前，先后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强敌，稳固了后方，方有余力挥师北伐，最终驱逐蒙元，一统天下。
不过这也让李秀成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和围讦，北王韦昌辉更是公然在朝会上联合一众王侯，对李秀成发起了激烈的弹劾，言辞之犀利，仿佛要将他置于风口浪尖之上。然而，这些风浪终究未能撼动李秀成稳固的地位。说穿了现在的太平天国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如果不依靠与洋人关系最好，并且掌控了富得流油的松江府和海关关税的李秀成。各路诸侯拿什么去治理地方？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平定匪患，抚恤遗孤。
“或许有人骂他权倾朝野，但无人能否认，他是这乱世中的一根定海神针。”这般的评价，虽带有些许微词，却也道出了实情。若李秀成真的甩手不干，那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万万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从天京中枢到地方诸侯，早已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
李秀成一直担任丞相到1877年才卸任。他的治理下，太平天国虽然仍然保持着联邦制的框架，但总体来说，集权程度和中央权威是大大加强了。此外，李秀成也积极推动工业化，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建立了非常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体系，钢铁产量达到了8万吨，是英国的1/3左右。还有超过3000家工厂，称得上是远东第一工业强国。
在文化上，李秀成积极推广现代教育体系，前后建立超过8000所小学，1000所中学和700多所高中。并且陆续建立了12所大学，包括天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州大学等等。由于他与洋人的友好关系，因此一些传教士也在国内修建了不少教会大学。
除此之外，李秀成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尽可能的削弱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将官方信仰重新转变为传统的佛道儒三教。事实上像拜上帝教这样的新兴宗教，最适合扩张的地方应该是没有稳固本土文化和信仰的新大陆，而不是本土文化信仰根深蒂固的旧大陆。继续推行拜上帝教对于地方的统治并没有多少好处，甚至反而可能会引起传统士绅的反感。
李秀成在卸任以后，指定了容闳为下一任丞相。容闳是广东人，早年留学于美国，并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以后长期担任太平天国的副丞相，帮助李秀成进行了多次改革。他的立场和身份决定了他是必然会拥护李秀成的政治遗产的。而且其他地方派系也乐于看到他这个广东人上台。
1883年，法国人开始针对安南进行入侵，并筹划建立所谓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太平天国派遣军队与法军交战，双方在顺化多次交手，虽然法国人有海军优势，但是在陆战很难击败太平军。最终双方于1884年签订《中法条约》，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限，以北归属太平天国势力范围，以南归属法国，双方均享有在势力范围内驻军，收税的权力。但是双方都承认安南的完整，谁也不能吞并安南，此举也使得法国和太平天国的关系恶化。
截止1913年，太平天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六大工业国，仅次于美英法德俄。是亚洲第一列强。
反观清王朝，其境遇则显得尤为艰难。失去了南方各省这一财税重镇的支撑，清朝的财政体系如同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几近崩溃边缘。与此同时，国内局势更是风雨飘摇，叛乱之火四处蔓延，愈演愈烈，而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征召大量绿营团练北上，这一庞大的人力需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紧张与管理的混乱。即便有英法联军这一外部势力的勉强支持，清廷也似乎难以挣脱困境的桎梏，局势非但没有明显好转，反而愈发显得沉重与压抑。英法联军的态度也渐显微妙，他们的支持并非无条件，更非无限度，这使得清廷在寻求外部援助时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触及底线。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恭亲王与顾命大臣肃顺为代表的洋务派，不得不做出一个震惊朝野、违背祖训的决定——开放柳条边，允许汉人踏入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进行开垦。这一举措虽遭满清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与谩骂，但在当时看来，却已是别无他法的权宜之计。江南作为曾经的财税重地，如今却牢牢掌握在太平天国之手，非但不能为清廷提供丝毫财力支持，反而成为消耗清廷资源的无底洞。为防太平天国的北伐之势，清廷不得不倾尽财力物力，在华北地区重兵布防，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更为严峻的是，华北地区的人口压力已逼近极限，土地资源的匮乏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若不及时寻找新的出路以缓解内地的人地矛盾，满清的国运恐将难以为继。而东北，这片曾被视为满清禁肏的广袤土地，此刻却成为了清廷唯一的希望所在。尽管开放东北意味着放弃祖训与旗人特权，但面对生存与灭亡的抉择，满清贵族们也不得不妥协。更何况，即便他们试图逃回东北重建基业，也需面对俄罗斯帝国的强势威胁，那不过是换个地方做他人附庸的悲哀结局罢了。
开放柳条边之后，短短数年间，东北大地迎来了数百万汉人的涌入，这场人口大迁徙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有效地缓解了华北各省长期以来的人地矛盾。东北的广袤土地在汉人的辛勤开垦下，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产出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华北，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然而，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也预示着满清贵族对东北传统势力范围的掌控力正逐渐削弱，新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平衡正在悄然形成。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湘军北上平定了陕西与甘肃地区日益猖獗的教匪叛乱，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在叛乱平息之后，这些湘军并未如清廷所愿回归中央，反而将陕甘之地视为自己的领地，割据之势初现端倪。清政府虽多次派遣满清宗室前往陕甘地区试图重振权威，但往往遭遇冷遇，甚至发生了一系列离奇死亡事件，最终，清政府不得不以默许的态度，变相承认了湘军在陕甘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江淮、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纷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地方团练势力坐大，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益增强。清政府仿佛回到了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的阴影再次笼罩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面对这一困境，清政府虽心有不甘，却也束手无策。裁撤这些地方团练，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更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与反抗。而此时的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开发东北的资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着自身的运转，外债更是压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只能采取鸵鸟政策，对地方势力的崛起视而不见，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冲淡一切矛盾与冲突。
另一边，在太平天国的工业高歌猛进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开启了洋务运动，其中投资最多的就是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京津工业区和辽东工业区，不过，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一些官督商办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但产量低，而且残次率特别高。反而是一些地方团练自办的机械制造局还相对好一些，不过也好的有限。实质上，无论是清政府推动的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地方团练自发兴办的洋务企业，它们并未真正融入近现代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产效率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模式之中，反而更像是腐朽官僚体系的一种畸形延伸。这些企业往往背负着沉重的行政色彩与官僚作风，决策迟缓，效率低下，与市场的快速变化格格不入。
在此情境下，清政府内部普遍弥漫着一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消极心态。对于政府而言，自行投资兴建军工厂等重工业项目，不仅耗资巨大，且技术门槛高、周期长，远不如直接从洋人手中购买现成的武器装备来得便捷与高效。因此，清政府更倾向于依赖外来技术与产品，以满足军事上的需求。至于本土的军工厂，其定位也颇为尴尬。它们往往被视为修理洋枪洋炮、维持现有装备状态的辅助机构，或是在镇压国内叛乱与民变时派上用场。
甲午战争还是如期爆发了，战争的结局依旧沿袭了历史的轨迹，但由于清政府财政的极度困窘，北洋舰队较之于历史记载更显孱弱，其覆灭的速度也因此加速，标志着清王朝海防力量的重大挫败，然而太平天国介入了这场战争。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日本这个新兴崛起的帝国明显比腐朽落后的满清威胁更大。因此，太平天国决定采取行动，力求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削弱日本，以防其未来成为更大的威胁。
在太平天国的积极干涉与英国的微妙交涉下。最终，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一份充满屈辱的和约，其中规定清王朝需向日本赔偿高达3000万银元，并被迫放弃对朝鲜王朝的宗主权，象征着清廷传统秩序的一次重大瓦解。而靠近大连的战略要地长山群岛则被割让给了太平天国。
在这之后，清政府总算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1898年，清廷开始进行维新变法运动，包括设立咨议局，办新军、办学校、允许民间办厂、扩大留学生规模等等。当然这些改革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所以清政府一边加大了对民间的搜刮，另一边则鼓励漢人前往漠南，西域，东北等地，开垦荒地，一些“旗地”因汉人流入增多改为州县。而一向享受清廷优遇的蒙旗王公贵族，在新政中被要求缴纳“报效银”，也就是在蒙古增加的贡捐和新捐输，诸如烟、牛、草、车捐以及国民捐。仅库伦一地以商民每年被迫向清廷交纳的“包捐”银高达两万四千两。清政府还通过发行国债即“昭信股票”来筹措资金，如土谢图汗、车臣汗两盟封建王公，哲布尊丹巴等上层喇嘛等，被“劝办昭信股票”，向清廷交纳报效银20万两，其中哲布尊丹巴一人报效银就6万两，各盟旗都有诸如此类的报效银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雪域，不少王公和僧侣都被要求缴纳“报效银”，光是在青海的蕃人王公就缴纳了10万两，昌都更是缴纳了超过30万两。西域的六城地区更是缴纳了超过200万两。
截止1900年，边疆各地的王公贵族，土司酋长，僧侣富商总共为清廷缴纳了超过2800万两银子。此外清廷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八旗，大约有20万八旗子弟被出旗为民，不过在旗人数仍有80余万，这些在旗的人大多都被清廷安插到新军或者是警务系统内，用以镇压百姓起义和搜刮财富。同时清政府也希望借新政的名头，进一步削弱地方漢人军阀，以实现其专制统治。
为了避免被削藩，河南和江淮一带的团练军阀暗中联系了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天国在1901年于江淮和河南一带发动了几次军事冲突，被清廷给予厚望的八旗新军在得知要上前线以后，居然吓得集体辞官。这彻底击碎了清廷的削藩幻想，迫使其不得不继续依赖汉族力量以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
与此同时，汉人新军内部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有识之士对清廷的腐朽统治与“首崇满洲”的排汉政策深感愤慨，他们策划并实施了多种形式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限于声援反清起义力量，还有针对满清高官与贵族的暗杀行动，诸如他塔拉·刚毅、曾纪泽、袁世凯、毓贤、铁良等朝廷重臣，皆成为了暗杀的目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生命威胁。频繁的暗杀事件让清廷上下人心惶惶。而外部列强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漠北的哲布尊丹巴与俄罗斯暗通款曲，雪域噶厦则与英国秘密勾结，这些边疆势力纷纷试图借助外力削弱清廷的控制力，扩大自身影响范围。
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清政府不得不宣布进行预备立宪，为期长达九年。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深思熟虑的考察与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逐步迈向君主立宪的道路，承诺将权力逐步归还于民。为了赢得民心，清政府还巧妙利用保皇党的力量，在各地大肆宣扬立宪的美好愿景，暂时平息了沸腾的民怨，为朝廷赢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当1910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清政府却如同他们那狡诈的祖先一样，展现出了其精明的政治手腕，他们采取了“开明专制”的微妙策略。他们精心挑选了一批看似开明的汉族精英与满清宗室成员，共同组建内阁，以此作为安抚地方士绅与咨议局的缓兵之计。这些举措让外界误以为立宪已迈出实质性步伐，实则清政府的核心架构依旧稳固未变。那些被赋予“开明”标签的大臣，实则更像是满清宗室手中的棋子与代言人，他们所展现的每一分进步与开放，都不过是内阁内部一小撮人的表演，背后依然是满清宗室贵族的铁腕控制。等到局势平稳以后，清政府再将那些曾被视为“开明”象征的汉族大臣逐一边缘化，换满清宗室成员上来。
上述规划虽为清政府的幻想，但汉人大臣们并非全然无知无觉，他们不愿仅仅作为权力游戏中的棋子与装饰。同时地方团练与封疆大吏，因长期以来的自治惯性与对中央的不完全信任，亦对清政府的种种举措保持警惕。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也为清王朝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列强间的激战暂时中止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与商品倾销，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与机遇，清王朝亦借此机会通过出口贸易积累了一定财富，缓解了财政压力。德国与俄罗斯帝国的战败，不仅使得清政府得以接管这些国家在远东的投资，间接为清政府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还极大地削弱了北方边境的威胁力量，改善了清廷的地缘政治环境。
1919年，清政府开始着手进行他们之前所规划的内容，旨在逐步边缘化内阁中的汉族重臣，转而构建一个以满清皇室成员为核心的皇族内阁。这一举措，虽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地位的提升及国内经济繁荣的东风，初期尚能勉强维系其推行的顺畅。
然而，随着一战硝烟的散去，列强的倾销卷土重来，严重冲击了国内本已初具规模的民族工业与民间商业，导致经济迅速回落，市场重归萧条。民众的矛头直指倒行逆施的皇族内阁，纷纷发起声讨，要求其下台。面对民众汹涌的抗议浪潮，清政府虽屡次试图镇压，却收效甚微，最终不得不在举国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宣布解散这个仅存在了短短三个月的皇族内阁，它也因此被外界戏谑地称为“百日内阁”，成为了清朝末年政治动荡的又一注脚。
在此之后，北洋军阀段祺瑞接过了政权交接的接力棒。面对满清遗老与汉族实力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段祺瑞深感力不从心，维持两者间微妙平衡的任务异常艰巨，稍有不慎便可能两头不讨好。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他索性宣布实行联省自治，将中央权力下放至各省，让地方军阀和封疆大吏自行管理其领地。直接让清政府几十年来努力实现的中央集权付之东流。
1929年，段祺瑞悄然退下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满清宗室成员载沣，这一人事更迭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掀起了微妙涟漪。然而，对于遍布各地的汉人实力派而言，这一变动并未激起太大波澜。自联省自治实施以来，地方势力已逐渐巩固，清廷中央的权威与影响力已大幅削弱，难以再对地方形成实质性的控制。因此，他们对此次内阁更迭持观望态度，甚至带有些许漠然，毕竟，无论中央如何更迭，他们的既得利益与自治权似乎并未受到直接威胁。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骤然降临。这场危机不仅席卷了西方世界，其冲击波也迅速波及到远东的清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滑。民间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萧条景象更甚往昔，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履新的内阁首脑载沣，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民众与各界舆论纷纷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他，认为其政策无方，未能有效应对危机，导致国家陷入更深重的困境。一时间，载沣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重压之下，清政府选择开门揖盗，即寄希望于日本这一外部势力，企图借其力量来稳固风雨飘摇的国内秩序。193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之广泛且深具侵略性，包括但不限于：赋予日本在旅顺的租借权，允许日本资本在中华大地上自由设立工厂，开放土地市场供日本人购置，并特许日本公民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领域的顾问要职，这些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独立。
此举无疑在中华大地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与愤慨。众多汉人地方实力派对清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谴责。然而，清政府却置若罔闻，随着民怨的沸腾与矛盾的升级，最终演变为大规模内战，而日本与太平天国相继介入清国内战，使得这场冲突超越了单纯的国内纷争，演变为了影响深远的第二次东亚大战。
东亚大战局势图，红色的是清廷支持区，浅绿色的是反对清廷的地区，白色的地区是中立地区，深绿色的是太平天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