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是吸收了苏联文化才变得保守的吗?

没有关系，东亚康米一向有军事禁欲主义色彩，这很可能是因为东亚康米的军队大体是自己的，而不像东欧那样改装和挪用已有的军队，也可能与普鲁士文化对东亚的间接影响有关，于是军队的道德观念很容易渗透进非军事领域，并且这种保守和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宗教保守主义大相径庭：后者可能有性保守，但无法理解为什么晚自习需要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不是把教室当成类似图书馆的空间管理，很显然这是一种军事动员思路，而不是“维护传统及社会共识”的思路。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渗透不能等同于其他时代，地区，文化的军事教育，军政府或义务兵役制，因为后三者本来就属于“军事领域”，这种渗透首先体现于“非军事领域中军事思维的泛化”。

再比如“禁早恋”，境外教会学校还有日本一些把学生集中起来攻坚的学校的确有“不准谈恋爱”的现象，但远没有达到成为社会共识的地步，也就是说哪怕在境外教会学校，“不准早恋”也不普遍，而塞里斯以外的筷子国和红旗国也没有出现“社会主流观念就是不允许学生早恋”的现象，并且“不允许早恋”和年龄还未必有关系，一开始是不允许大中小学生早恋，后来放宽到不允许中小学生早恋，这意味着会存在一部分已经成年并且没有私德上的缺陷的个体，仅仅因为在处于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时候，选择进入亲密关系而被视为道德败坏，也就是什么样的恋爱被视作道德失范不取决于年龄或者性道德水平，而是某种社会动员需要，这在其他风气保守的文化区是很难想象的。

再比如，塞里斯家长的逆天家长权经常被视为儒家前现代文化的遗留，但如果仔细分析，给塞里斯家长行使权力背书的一条社会共识就是“18岁以下个体必须过着禁欲生活，并且为了教育并养成节制，意志坚定，有服从性和纪律性，容易被动员的国民，需要赋予家长足够的监护权和训导权”，这条是传统儒家社会所没有的，相反，前现代塞里斯因为不存在“18岁以下个体认知能力有限，不能做出适当的决定，因此需要保护，管理和教导”这种现代精神病学规训，反而导致亲子关系更接近一般通过前现代家长制，即年轻子女虽然理论上需要服从父母，但是相对于社会整体并不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传统儒家社会不会觉得17岁比18岁更需要被集中教育，严格管制，而不是当代塞里斯常见的，成年人是正规军，未成年人是预备军，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是长官——新来的下级士兵的关系。

塞里斯司法体系中的名词也是其他文化中罕见的，比如“少管所”对应的是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英语世界），少年院（日本），很少有文化圈会使用“少管所”这种词汇，“改造”，英语是rehabilitation，reform，日语是“更生”，说“改造”，感情你是修零件？

而在苏东阵营，军事动员逻辑对非军事领域的渗透始终是有限的，苏东可能会推崇东正教圣徒那样的受难者，但是本来也不期望民间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先锋队像清教徒因为他们是先锋队，为什么要让民众也一个样子？

举一个塞里斯和苏联气质差异的例子，有一首苏联歌曲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大家可以把俄语歌词用翻译器直译一下看看，再对比薛范的歌词，很容易发现几乎是两种画风，中文歌词军事气息更强。

再一个例子，塞里斯经常说“要遵纪守法，不要违法乱纪”，但是英语里只有law-abiden citizens表示“守法公民”，没有把“尊纪”和“守法”放在一起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发现的例子，就是酒桌文化和古典“礼制”的区别，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餐桌礼仪体现的等级制，各大文化圈的传统餐桌礼仪可能体现社会等级，比如公爵坐几桌伯爵做几桌，但是这个礼仪对所有就餐者都有客观的约束力，并不会因为某方地位高，就默认此人能在餐桌上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某国餐桌礼仪规定勺子不能碰碗底，那哪怕其中一个人是国王他也不能把碗敲得乒乒乓乓，西欧的礼仪如此，传统儒家贵族文化也是如此，像是那种“一定要哄地位最高的人开心”的酒桌文化，其实来自军队中的服从性测试。

农民的保守主要体现在家族宗法制上，也就是对长辈的服从和对血缘地域共同体尽到成家立业，繁衍子孙的义务，这个保守本身不包含“性压抑”，这也是为什么前现代农业社会在性道德上常常男女双重标准，因为男性搞同性性行为或者脚踏n条船并不影响传宗接代，哪怕他们逛红灯区，血缘小共同体也不会有大影响，然而如果女性性开放，会导致出现“生下来的孩子不知道属于谁”的问题，直接冲击到古典的父权制体系，所以对于古人而言，女性滥性必须严防死守。

而基督教保守阵营的保守主要体现为“维护工商业社会下的一夫一妻核心小家庭”，反对包办婚姻，推崇自由恋爱，拒绝一夫多妻，要求子女成年后分家，提倡夫妻彼此忠诚，节制情欲，反对同性性性行为也是这个缘故（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同性恋”这种身份，也就是说过去有着同性性行为的个体往往也有异性伴侣，对于古人而言，同性性行为约等于找小三了）。

这两者都不包括“把全社会当成军营动员出短期肉眼可见的生产效率”。

如果说苏联对塞里斯的保守风气有什么直接影响，那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斯大林统治的时代，布尔什维克们甚至没有心思铁拳同性恋者。

斯大林式的保守主要体现于，对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敌视和自下而上的大众市民审美的漠视，这个敌视经常是非理性的，当时的人普遍对“形式”比“符号”和“生活方式”更宽容，像是芭蕾舞，交响乐，合唱，过去是老爷们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康米觉得可以改造，而节日娱乐，还有摇滚，虽然是民间包括工人也可能享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康米就很警惕，觉得是某种旧社会产物。

区别就是这些高雅艺术，虽然他们是上层阶级发明的，但就其本身是一种形式，可以往里面装填任何符号和内容，并且因为其高雅更不容易商品化。

而节庆娱乐和摇滚则是一种民间文化，但正因为他们是民间文化，所以可以作为商品向大众推广，而任何能当作商品的东西，那时的康米都警惕。

显然，这和现代塞里斯的保守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顺带提一下，清教徒式道德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因为“后发国家追赶需要”，建制派讨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讨论的是“目前可以看出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指标”而不是“经济及社会组织形态”，然而这其实很荒唐，如果因为提前选择了更先进的经济体制就要变成工作狂，那这个经济体制的“先进性”何在？如果真按照正统左翼的算法，一种先进生产关系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对生产力和人性的解放，如果必须依靠对人的全方面管制才能确保一种制度的运行，那其先进性就是可疑的。

不过单纯的军事禁欲主义本身也并不利于抗击外来侵略，最利于抗击外来侵略的模式是民间持武+民团，在前30年塞里斯就是全民持枪并且明天活动频繁的，但是在90年代，招商引资，禁枪并大砸治安经费，限制文艺作品暴力表现以后，军事禁欲主义也没有退场。

而儒家和世界宗教历史上的保守程度也被大大高估了，严格来说理学对民间的全方位渗透甚至养出魔怔理学家，和皇权的强化，社会组织的松散，印刷术的推广以及知识的下沉有一定联系，清末产生的畸形的家庭关系多少可以看作是在社会组织如流沙的情况下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的需要，至于其他世界宗教，在中世纪欧洲和阿拉伯，女性不仅能出门还未必一定蒙面，这个“面”还有可能是透光能看到脸的，不仅如此，罗马教宗天子脚下的罗马，j院其实是合法的，中世纪人认为j院是一种恶，但是如果少了这个东西，会导致良家妇女受到侵害从而导致更大的恶，甚至“严惩不道德的妇女”“堕胎入罪”还不是教会的行为而是近代欧洲公民组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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