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没有民营企业会有什么后果?

发布时间:
2024-12-27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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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什么高见,就讲讲前朝旧事吧。

国家收走所有企业j进行直接管辖,并不是为了发展民生经济,而是服务于政治目的,通过管制经济间接管制平民,一般战时很常见,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古罗马时代就有,但是如果平常时期也这样,那我称之为“政治扩大化”。表面上看政府的手抓住了每一个原子人,指导他们怎么生产、怎么交易、怎么消费,强逼所有人来办超级大合唱,以为这样就统一思想了,然而问题更大,现实是原本的政治斗争只是少数人在宫里斗,现在变成街头大乱斗。因为每个人的出路和政治死死绑定,那么每个人都得学会“文斗”才能过得更好,实际上变得失控。

Duga远程警戒雷达,位于切诺利贝尔,当时苏联的工业能制造出如此宏伟强大的巨物,然而却造不好一辆家用小轿车和生活用品,这是后世对苏联经济一大批评点。

Duga远程警戒雷达,引发西方恐慌,西方以为苏联正在研究无线电洗脑器。这些东西现在都变成废铁残留在切诺利贝尔。国企有国企的优点,但同样有各种缺点,国企的服务方向最终都是军事战略。

所谓的文斗通俗说叫“上纲上线”,哲学地说叫“有罪推定”,职场上说叫“扣帽子”。

我妈妈那代普通人只有两条职业选择,一当农民,二是先当兵然后分配去当国企工人。没人想当农民,所以每个人削尖脑袋钻国营企业的门,过去叫“走后门”、“找路子”,我妈妈的工作是我外公给厂领导送了手表后才转正的,我爸爸的好工作是靠大伯在军队里当过官的关系抢到的。我爸妈的企业在地方上比较好,妈妈在国营食品厂,爸爸在铁路,当时大部分人都要过这一关,否则就会分配到乡镇小企业,比如我爸爸即将签字去农机厂做木工的,靠我大伯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场提档案转去铁路。(我大伯是积极参与政治“站队”才当上个小军官)

以今天实际效率来对比,当时的人们为博取“工人”这个岗位的投入成本过多的,人的心态就像如今中国高考一样,高考前拼命学,上大学后拼命玩,心理总是要找回补偿。那些“被筛选”的人进入国企并不会好好上班,再加上大多来自懂潜规则的家庭,心眼比较多,基层领导们管不住。我妈妈食品厂要给小山笋食材分好坏等级,有不少人为偷懒,趁领导不在就随便乱扔,事后车间主任拿着样品质问她“一等品和次等品这么大的差别,你看不出来吗?”,偷懒的人强辩“我感觉都一样。”,把车间主任气得要死。我爸爸上班时一定把铁轨道岔擦得干干净净,但是他徒弟接班时就不擦,道岔看着全是生锈的,不仅上班偷懒,还打牌喝酒,我爸爸就直言批评。后来他徒弟因为会来事爬升比他还快,升职后碰面时对曾经的师傅理都不理,私底下说我爸“以为他自己有多停当(牛皮)一样”,所幸火车站站长是他战友,一个敢上班时在办公室里嫖的人,看在同学加战友的面子保护他,劝他要多和大家“搞好关系”。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这个时代好多浙江人来江西讨生活,都是做像烧砖、烧炭、挖矿一类很辛苦的活,我上一辈亲戚们都评价他们非常吃苦耐劳,诚实可靠。

我们家族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在城市讨生活,我爷爷开诊所,外公当军队低级文官,听老人们讲以前旧事能感觉到以前的人压根就不单纯,他们只是信息不通,不敢,而不是不想。以前网上讽刺的“工贵”一词并没错的,我父母那批人就是歧视农民的,有没有进国企的差别把普通人分成了两个阶级。当然这里面还会有内部细分,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的等级再次细分,有城市小集体户口的农民后代和纯农民再次细分,这种等级和家庭背景绑定,比如我爸爸是地级市火车站上的铁路工长,他在小镇里被人羡慕,但是去了南昌市就要被人歧视,南昌市的亲戚喊我们做“乡下人”。社会实质上的阶级金字塔还是没变,我爸爸托关系只能给我在镇上找一个继承铁路工人的工作,司机、列检或者信道工,所以我妈后来让我去读大学。

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国企采用的“接班顶替”制度,子女继承父母的岗位。我妈妈因为国营厂倒闭了,在家就叨叨外公当年把教师岗位传给了小姨,要是自己接班多好,现在就不会下岗了。

等后面下岗潮来临,失业就不单纯是失业了,而是阶级滑落,像我妈工厂的领导和大家毕竟是多年邻居,不敢指定谁下岗(否则可能会被报复),只能对上对下两头摆烂,故意让厂子加速烂下去,意图等工厂完全自然停摆,发不出工资,职工们就会自己跑掉,这样可以曲线解决上边摊派的下岗指标。

实际上后来自寻出路的人个个都过得很好,我妈厂里有一对夫妻是双职工,以前过得很滋润,现在遇到失业了两人吓得要死,以为生活完蛋了,然后被生活逼着去做些小生意,没想到在农村找到了财路,以前农民总会大老远跑到市里来买酱油,现在食品厂倒闭了,以产品代工资,他们就把市里酱油主动拉到农村去卖赚了第一桶金,他们在村口让人随便试酱油,还发誓如果是假货就咒我死全家,农民们从未见过这种“服务上门”又“惊爆眼球”的销售模式。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彻底离开食品厂,合伙办了个小作坊自己当老板,当然他们学会了做“便宜的酱油”,你懂我的意思的。

像我妈就去摆地摊卖书报杂志,起初不懂,亏惨了。另一个合伙人都退出了,她不服输,回到我爸爸的火车站摆摊,当时人们还歧视摆摊做生意的,有些乘客路过时故意用脚踢我妈的书,我妈经常为此和人吵架。偶然有一次,碰到一个陌生的买书男人嘲讽我妈说“你这书也太贵了!你这种书只值得论斤卖!”,然后我妈又跟人家吵架,没想到他第二次坐火车又遇到了,他主动来道歉,然后笑着说“我不骗你,我真的知道哪里可以进到便宜货”,我妈马上就客气起来,和他聊天问到了进货地址,那时候没有微信,我们一家人按着这张纸条子去南昌找这个地方,还真给找到了,真的是按斤卖,当然这全是盗版书,我妈就掺和着正版卖,有了这个货源后我们卖地摊书赚钱不少,能满足全家日常吃用开销。

他们下岗再就业然后发财的过程反映了一件事,“俗”就是经济活力的本质,和治世理想都是反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短暂,如果花钱得不到快乐那还不如把钱存起来以备风险,那就没有经济流通了,所以销售的东西一定要给顾客附加上“爽”、“气派”、“时髦”、“长面子”,不能单纯只会讲皮实耐用。政治想直接管制企业,企图把生产、交易附会上伟大的事业,或者搞备战、风俗改造、文化升级等等现实都造成了经济停滞。

小时候,火车上常常有农民带着牛肉干、花生、瓜子等等包装零食上车去卖,如果乘警抓到了,一把夺走零食,当面扔车窗外去,连提篮也甩出去,以示惩戒。有一次刚好被我爸爸看到了,他沿铁路去追火车捡,东一包西一包地捡了一篮子带回家给我吃,我和爸爸吃得很开心,实际上这些牛肉干都是很好的,也没有谣传的那样可怕,说什么摆摊的都是卖假货吃不得。以当时对农民那个歧视程度,一个毫无靠山的农民敢卖假货给“工贵”,可能当场要被打。

从普通市民角度来说,民营企业、民间交易虽然赤裸裸只为赚钱,但是因为他们缺乏背景、缺乏靠山所以有更好的服务态度和虚心改进精神,我认为他们在“俗”与“治理”之间是个很好的桥梁。政府不宜直接插手专业性很强的企业底层,其实做个投资方比较合适,或者保留核心国企与民营企业互相牵制,比如有某个民营企业不听话,可以扶持它的竞争对手,驱虎吞狼,没能力就被自然淘汰,这样就不会引发社会批评,还保存了社会自然的创造力。如果政府完全决定生产和交易的一切,那么历史可能会轮回,下面这张图一定是大家很熟悉的典型结果。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事?就像我大伯靠积极政治站队博取了一个小官一样,“表忠心”是政治必须的,大领导们都怀疑生产指标太高,但是中基层干部却奋勇地说“一定要定得高,定低了会泄气!”。用这种自断后路的卖命表态来博得上面青睐,无论是否能真实现,但是领导们永远喜欢这样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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