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支持俄罗斯的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

实际上，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有一位知名“西方白左”这样下过论断：

只有打败邪恶的反动堡垒俄罗斯，西欧各国才能成功革命，才能保卫现有的进步、并且在未来更进一步地进步。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注：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到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
···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那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群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哎哎，可恶的邪恶饿螺蛳外交团体，哎哎，恐怖的扩张主义传承。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情；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那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注：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注：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嗨呀，太可怕了饿螺蛳的代理人外交，连我们精明的法国人都被可恶的俄国佬牵着鼻子走了。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注：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总而言之，这位知名“西方白左”表示：革俄有理，反俄无罪；我们只有先把邪恶的饿螺蛳给宰了，才能有西欧的解放，才能有全世界的解放。革俄就是国际主义，保卫东欧不被可恶的饿螺蛳进一步染指就意味着保卫革命与未来。

所以这位字里行间透露着高昂反俄主义的“西方白左”究竟是谁呢？答案就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我知道这时候就会有某些朋友顺着恩格斯的话继续说了：“哎呀你看你们左左的祖师爷当年就开始反对俄罗斯对东欧各民族的侵略了，那么他要是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支持乌克兰抵抗邪恶的布丁证券、保卫欧洲的。说明支持乌克兰的才是真左，支持俄罗斯的都是伪左。”确实，恩格斯要是生活在今天必然不可能支持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的侵略，但他也绝无可能去支持一个实际上充满了腐败分子与寡头，战前民主指数倒数、人均生活水平在欧洲更是倒数中的倒数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恩格斯哪怕在这篇文章里体现出了高昂的反俄情绪，他也并不是恐俄症患者。他清楚地知道能够公开的宣传与实际上俄国的现状之间的区别，能够清楚地知道俄国人和俄国统治者并非均质一体的——那么反之，他也并不会为了反对一个臆想中的“均质一体”的反动堡垒而去支持一个臆想中的“民主世界桥头堡”。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注：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而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这个经验可以作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至于恩格斯这篇文章中的其他错误，实际上也有前人一一批驳过了。

关于外交方面：

1.恩格斯在说明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并对这种卑鄙龌龊的政策进行应有的抨击时，他用来解释这种政策之所以产生的，主要不是俄国军事封建商人上层对出海口、海港，对扩大对外贸易和占领战略据点的“需要”，而是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是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外国冒险家，这帮人不知为什么处处走运，事事走运，这帮人使人惊讶地克服了达到自己冒险目的的所有一切障碍，以惊人的狡诈欺骗了欧洲所有的统治者,终于使俄国成了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恩格斯这样来说明问题，可能使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但可惜这竟是事实。
···

可以认为，在俄国历史上，在俄国的外交史上，外交界就是一切，而沙皇、封建主、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则是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不足道的。
可以认为，假设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不是象涅谢尔罗迭或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冒险家，而是象哥尔査科夫等人那样的俄国冒险家,那么，俄国的对外政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这一点我不来谈了。尽人皆知，侵略政策也是——不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他虽然并不是出身于皇室，但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却成功地运用了阴谋、欺骗、背信弃义、阿谀奉承、残暴行为、收买、暗杀和纵火。
显然，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

关于可以预见的世界大战方面：

不能不指出，在这些说明欧洲局势和列举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的话里，忽略了一个后来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即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当时就已有极大意义的因素；忽略了作为后来的世界大战的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矛盾，这些矛盾当时就已有重大意义，后来对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几乎是决定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忽略是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

从这个缺点产生了其余缺点。现在不妨指出其中的下列几点：
(一)过高地估计了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在促使世界大战日益逼近这方面的作用。诚然，恩格斯起初把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当作大战的因素放在首位，但后来，他把这个因素放到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意图放到首位，断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这当然是夸大了。
(二)过高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俄国的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议会）在防止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恩格斯断言，俄国沙皇政府的覆灭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夸大了。设有“国民议会”的俄国新的资产阶级制度不可能防止大战，至少是因为大战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这方面。问题在于，自从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作用就开始显著地下降，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起着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的后备军的作用。

(三)过高估计了沙皇政权的作用，认为它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恩格斯语）。俄国沙皇政权是全欧洲（以及亚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要说它是这个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是使人怀疑的。

“必须指出，恩格斯的文章的这些缺点，不仅有“历史价值”，它们还有，或者说应当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其实：如果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斗争被忽略了，不被看作是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因素，如果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也被忽略了，如果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大战的因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当作大战的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么，比如说，资产阶级德国同沙皇俄国的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人民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或者几乎是解放的战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未必可以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14 年 8月 4 日决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并宣布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免受“俄国野蛮行为”的侵害等口号的堕落行为，就可以得到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日益逼近的大战的前景时直接说，“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1]，“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2]！

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那就不可能有产生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余地，不可能有产生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余地。

正如列宁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3]一文中提及的那样，“用扼杀加里西亚或匈牙利的办法来保卫比利时，这不是什么“保卫祖国””。同理可得，不论是用扼杀克里米亚与顿涅茨克的办法来保卫俄罗斯，还是用扼杀白俄罗斯与扼杀别尔哥罗德的办法来保卫乌克兰（见美智库相关文章），本质上都是保卫了个几把。

再回到问题本身。很显然，综合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人的想法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支持俄罗斯普京政权侵略乌克兰的“左派”实际上是沉溺于“被沙皇报纸所渲染的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教育”的“城市居民，即新兴资产阶级”。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俄罗斯政权的侵略性也并非是单纯一国铸就的。正如斯大林讲“不能忽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斗争”，当今世界并不存在任何的“超帝国主义”，能够靠着一家之言称霸世界；如果说乌克兰的背后是北约集团各帝国为了自己小九九的支持，那么俄罗斯背后就是**这个新兴帝国为了自己小九九的支持。而不论是北约集团整体、内部，还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欧洲的反动政府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普京集团与特朗普集团如今看似“暧昧不清”的又战又和的拉扯，实际上代表着两方都不希望对方的实力被那么快的削弱导致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政权崩溃，以及某个隐藏在幕后的帝国给予的压力以期望长期得到俄罗斯利益的优惠。至于乌克兰怎样，从来不是华盛顿或莫斯科或任何一方所考虑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当下的左派应对“俄”或“乌”难道是如其他一切的“城市居民”一样，不是A就是B的单选题吗？那么显然就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没什么区别了。左派需要支持的正是当今各帝国所畏惧的那种“例外情况”，Revolution。当然了这种例外的到来可能会非常漫长，但又怎样呢？漫长的维多利亚世纪最终不还是在100年不到的军备竞赛后随着世界大战的炮响化为乌有，那么今天的我们再等100年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