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为什么无法产生类似“杭州六小龙”这样的企业？

DeepSeek在杭州因为DS的母公司幻方量化基金在杭州。幻方在杭州因为国内A股基金集中在杭州和宁波。A股基金集中在浙江因为90年代宁波出了很多游资大佬。

产业都是有历史积累的，杭州六小龙的存在，是靠那群敢为天下先的浙江帮宁波帮游资从90年代开始几十年的积累。不是因为广州市政府还是杭州市政府里面几个外地空降领导拍个脑门就能创造出来的。

我在美国上过安迪·范丹（Andy van Dam）教授的计算机图形学的课程，课上教授跟我们讲过，为什么犹他大学的计算机图形学全球领先：因为当时计算机图形学的奠基者大卫·伊凡斯（David Cannon Evans）是虔诚的摩门教徒。（生了10个小孩，一个小孩还是摩门教最高领导层的那种虔诚信徒。）所以他受不了伯克利的氛围，坚持回到了犹他大学建立了犹他大学的计算机系。然后犹他大学计算机系就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计算机系之一，到现在犹他大学的计算机图形学仍然领先。风着色法（Phong shading）就是犹他大学的裴祥风发明的。网景和Adobe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出自犹他大学。

回到我自己，为什么我的公司阿尔法星研究在深圳呢？因为我之前在城堡证券的时候外派到香港工作过，然而香港的房子太贵了租不起，所以我就留在深圳了。而且我作为一个汕头人，在深圳离汕头就两个小时。然后公司一开始有几个重要的人是广州人，再加上我也很喜欢去广佛地区吃山卡拉农庄，而深圳处于汕头、香港、广州的中心点，所以我们公司就在深圳了。而且深圳关内的企业主过半潮汕人，我在深圳住着舒服，没什么文化不适感。

再仔细深究下去，我的公司乃至深圳的产业，依托的其实也是汕头、香港、广州的历史积淀。（一百年前，香港、广州、汕头就是中国第一、第三和第四大港口和最发达城市。）为什么我一个汕头人在小学就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呢？因为90年代汕头是经济特区，当时汕头最好的中学汕头一中的蔡老师准确地预测到计算机是未来的方向，所以他在学校采购了很多电脑，给一中乃至全汕头的学生教授编程。2002年国际信息学奥赛获奖的汕头一中的戴德承学长就是蔡老师的学生。而我也是在2004年小学的时候参加了蔡老师面向全汕头学生的编程课，才接触计算机的。

至于汕头金山中学的计算机竞赛班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当时金山中学的校长李丽丽和那群华南师范、韩江师范毕业的中学老师，一辈子在山上，眼界和心胸一样狭窄，完全不支持任何非高考的学科。而我当时看准了计算机行业，带领者一群信息学竞赛班的同学，跟学校领导吵架，保证竞赛班同学的训练时间。当时金山中学计算机教学水平非常落后，我就主动去外面找资料。没有人介绍，我就主动去问外市甚至外国的前辈们。我请教中山纪念中学的陈启峰学长^[1]，我还请教美国计算机奥赛（USACO）的 Rob Kolstad 教练，要到了美国 IOI 国家队的内部训练资料。我又联系请教美国国家队的前辈汪晔和 Neal Wu^[2]。我从全世界的前辈学习经验，再带领金山中学信息学竞赛班进行训练。最后我在全校教师的反对和排挤下，拿到了全国第二名金牌，还带领金中的林衍凯和潮阳实验的郭晓旭一起为汕头市拿下两金一银。这才为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取得学校的支持。月之暗面 KimiChat 的创始人杨植麟，乾象投资的技术骨干李健弘，都是比我低一级的金山中学计算机竞赛班学弟，我本人手把手带出来的。后面的脑王郑林楷，也是金中竞赛班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没有汕头一中的蔡老师，就没有戴德承和我。而没有我，也没有杨植麟这些人。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总而言之，一个公司乃至一个产业的孵化，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企业家和产业界人士薪火相传积累下来的，而不是一张 A4 纸变出来的。

更新一下：这篇文章并不是说，政府对产业完全没有影响。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后顾之忧：最重要的其实是法制和政策稳定性。我们知道规则是什么，如果有商业纠纷知道怎么解决。其次就是比如少收点税，少点类似海豹噪音之类的监管，地方政府也可以多发补贴。比如如果上海、北京、广州给我们1000万的话，杭州、苏州、汕头、珠海给我们2000万的话，我们明天就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