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失败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太平天国内部至少有四个人留下了遗言，总结失败的原因。按他们被俘的时间顺序来：

一、英王陈玉成：去了我天国就去了一大半了。他这样说好像是非常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不然，他指的是他被俘前天国的实际情况。他本来就太平天国的“江北王”，而江北是天国最重要的战略走廊、根据地，太平天国实控面积大概在两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太平天国最大的产粮区，并与长江以北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扬州仙女庙相通。1860年1月至1862年5月，这个走廊全部失去，陈玉成被俘。但是陈的麾下还有陈得才、赖文光、梁成富、蓝成春四人共领兵十来万人在陕西作战，马融和也率领一支队伍在河南作战。如果陈玉成不被骗俘，他从庐州突围出来后，仍可能入陕领导这两支队伍，在陕、豫建立根据地，东山再起。

二、忠王李秀成写有太平天国十误，政治（天王自我迷信、不理朝政、洪氏家族把持政权、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不用贤才、立国无章等）、军事（偏师北伐、偏师救援、西征以林绍璋为帅深入湘潭等）。

三、干王洪仁玕被俘后亲笔书写及录下多份供状，其中总结天国失败的原因只有一句话“陈玉成与李秀成不听我的话。”其中关于陈玉成不听他的话不知具体所指，对李秀成则非常具体而且内涵丰富。洪仁玕的战略思想是，与上海殖民势力交好，买二十个小火轮，保住安庆、江北走廊及天京，上攻湖北，然后进军豫陕，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他认为李秀成破坏了他的这一战略。李1860年8月攻打上海，得罪了洋人，1861年又不救安庆，转图浙江非根本之地。1862年又打上海，导致事情不可挽回了。

在狱中读过《李秀成自述》后，他进行了反驳，认定京朝官中林绍璋向上骗取了天王洪秀全的信任，向外联合李秀成，构成了一个抗命、阴谋集团，使他一度失去了天王的信任，被架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洪氏家族专权，一直是遭到抵制的。朝野冲突是天国后期的大病。

四、遵王赖文光被俘后也录有一份《自述》，他认为天国的失败归因于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安庆失守后，赖文光等人曾建议放弃皖北，转移至鄂北、豫南，积蓄力量，再图振兴，但陈玉成因畏惧曾国藩而加以拒绝，坚持株守庐州，终至全军覆没。他指责李秀成的内容主要是李违背洪秀全的意志，攻打上海，导致洋人与天国为敌，帮清军打败了太平军，以及李救援天京不力。

把这四个人的总结对勘，发现洪仁玕与赖文光是一致的，都把希望寄托在卾、豫、陕联为一体，经营长江中游、大西北及中原，为此则必须结好洋人，至少是不能得罪他们。因为李秀成坚持与洋人打仗并誓夺上海，所以被他们认为是天国的罪人。

陈玉成的遗言虽然极简单，但结合当时他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他的主张实际上与洪、赖二人也是基本一致的，即奔向豫、陕（苗沛霖骗他时也说是要经营皖之淮北而及于豫省，他被骗也正因如此）。陈玉成对于洋人又是什么态度呢？他也是倾向于结好洋人的。赖文光仅是他的一个部将，没有多少机会与闻国政大事，尤其是外交上的事，而陈玉成是天国核心层中的人，赖的观点很可能就是陈的观点。更有一件大事、更明显的例子就是，1861年3月中旬，为实现围魏救赵、会攻武昌的大计，他费了大事突破霍山黑石渡的天险，又用巧计夺取黄州，取得有利态势之后，正在汉口考察开埠事宜的英国参赞巴夏礼来拜会他，表示为了英国汉口开埠的利益，不希望他进攻武昌，他便搁置了进攻武昌的战役准备，而亲自率兵扫荡鄂北与鄂中，一个月后放弃了会攻武昌的大计，而经鄂东南径回安徽了。此举固然是因为天京变计，但他不愿与来湖北殖民的英国人冲突的态度也体现的极为明显。

长江中下游不利，进行战略转移是完全正确的，而豫、陕正是清军力量薄弱之区，那里的建制兵力早被清廷调到东南且已消耗的差不多了，湘军却并没有到那些地区，而且唐训方、蒋凝学同治二年在正阳关一带的作战及后来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剿捻”失利的情况看，他们并不善于平原地区的高度机动性的作战，防守那些地区的都是残存的腐朽的建制兵，较易对付。而且，西方殖民者也对河南、陕西那些地方没有什么兴趣。

至于湖北，胡林翼已死，多隆阿领着荆州八旗精锐去了陕西，鲍超被调去皖南，也已成清军的薄弱之区。

鄂、陕、豫结为一体之后，就可以进军晋、冀，进而直捣京津。西捻军后来就是这样做的，但其力量太薄弱了。

这样做固然也需要极大的决心，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成功的概率并不很大，主要的困难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但这样做毕竟是其命维新，总比失掉了安庆及整个江北战略走廊后仍株守天京、苏南、皖南及浙江局地要好点吧。

李秀成的总结历史感更强，也更全面，颇切肯綮，而其核心则是政治。如果天王继续坚持自我迷信、不问政事，又专意于家天下，任用洪氏一族，干政乱法，政治不得清明，人心离散，那就算有再好的战略、据有再好的地利，也都无法挽救天国。

那么天王洪秀全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轻易不愿放弃家天下、不愿更改洪氏专政的国策是可以肯定的，不愿放弃天京的宫殿也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李秀成后来劝他让城别走，就遭到了他的拒绝。

他对外交是什么态度呢？其实咸丰八年有过一次表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结束、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英国海军提督额尔金率领一支舰队上窜江西、湖北与湖南，途经太平天国的辖区天京、芜湖与安庆，因不肯向天国报备及求准，这三地的太平军都用岸炮向入侵者开火，发生了炮战，互有伤亡。可是，当额尔金舰队下驶至芜湖时，太平天国派人对此前的炮击向他道歉。这是洪仁玕到达天京之前、洪天王独掌外交政策时发生的事。咸丰十年六月洪仁玕赴苏州召集中外和会，显然是得到了天王的批准的。年底前，太、英展开了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基本化解了此前李秀成攻打上海所引起的紧张局面。次年陈玉成放弃会攻武昌的大计显然是请示天京的结果。稍后还发生了英舰武装护航，用商船给安庆太平军输送物资之事。这之后发生了两件事，可能是天王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

发现英船给安庆太平军运送物资的事之后，深感绝望的曾国藩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协调英国的外交使节，下令禁止外国轮船继续支援安庆太平军。之后，外国轮船果然不再给安庆输送物资。这事推想起来可能是太平天国与某个英国的私人航运公司达成了运送物资支援安庆守军的协议，英国公司又商请了军舰护航，而英国的使节因为总理衙门的请求而加以干预，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这是英国人失约的一件事。另一件事是，江苏巡抚薛焕是个猥琐的人，他驻上海，本来苏南太平军逼近浦西已令他芒刺在背，而随着太平军在浙江的节节胜利，更令他感到朝不保夕。于是，他想增兵自保。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去苏北、山东，却异想天开地派人去湖南去募兵与练兵，共招了七八百兵，雇了英国的轮船去洞庭湖里将这些新兵运到了上海。这事被天王知道，引起他的愤怒那是必然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二年年头，夺取了浙江的李秀成部二打上海，是得到天王认可的。当时，洪仁玕正因安庆失陷而被撤职夺爵，失去了发言权。太平军的这一次攻打上海再告失利，但却促使上海的绅士们去安庆泣求曾国藩派兵保护上海，催生了李鸿章的淮军。

其实，早在咸丰八年正月初，曾国藩的一个谋士、平江勇的将领李元度就分析过太平天国必败的原因。当时，他正与石达开在江西贵溪作战，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多言的劝降信送给石达开，列天国必将失败的根据六七端。

李元度学识、才能均有限，但他的分析却有三点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基本准确的。

那时，李已经隐约知道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原因。因此，他预言太平天国必将失败的根据，在所谓“顺逆大义”之后，首要的便指向这两件事，即天国的领导体制不顺，领导人之间相互猜忌，引起内部的残杀与分裂，丧失了内部凝聚力。

他承认汉高祖、明太祖得国最正，但他们在起事五六年之内即获成功，而太平天国逾时不但未能成功，而且地盘越打越小。太平军当时已被逐出湖南、湖北，江西赣江以西仅剩九江与吉安两据点，已陷入重围之中，不久即将陷落。安徽只占安庆一区，江苏只有南京一地。石达开重返江西后虽然仍占据抚州、建昌，并可出击，但战绩也毫无傲人之处，而越往后越不利。

其次是拜上帝教的负面影响渐渐显现。拜上帝教最初是鼓舞人心、凝聚士气民心、提高战斗力的有力工具，但毕竟与中国传统相差太远，不能得到更广泛的接纳，不肯接纳之人，即不肯为天国效力并几乎毫无例外的要反对天国，加入反天国的各种势力中去。“真夷鬼尚不得猖獗，假夷鬼独能成大事耶？”李元度这样责问石达开。

李元度对比了石达开两入江西遭遇的天壤之别，分析其原因说：“尔等起事之初，以假仁假义愚天下，禁掳掠，禁奸淫，禁杀戮，人亦颇多为所愚。故所过郡县，迎附者有之，犒献者有之，愿充向导者有之。”这是承认太平军第一次进江西（咸丰三年开始的西征至六年五月破江南大营），太平天国纪律很好，受到了江西民众的欢迎，因此战斗力很强，占领了江西的八府四十余县，江西全省几不为清????所有。然而，他继续说：“此不过掩耳盗铃，其势必不能行也。不掳掠则衣食无所得。衣食无所得，则一切皆无所得。天下有甘受饥寒之贼乎？裹胁者皆无赖之徒，能保其不奸淫乎？既掳掠，复奸淫，能不杀戮乎？尔等知其如此，假取一二尤甚者，杀之以愚黔首，而仍阴恣其所为。百姓皆已看破而恨之矣。从前百姓畏贼，数十人可以横行乡间；今则处处团练，人人怨愤，一县可得数十万人，步步皆荆棘矣。尔等亦人也，非三头六臂可以吓人。百姓窥见尔等伎俩，而屡遭荼毒，财物被掳、房屋被毁、妻女被淫、童稚被掠。其权充乡官者，苦于诛求无厌，刑辱难堪，有不伤心切齿，群起而攻之乎？是今日之民情与前大不同也。”这些话虽然仍不免浮夸，但基本道出了石达开的困境。石从咸丰六年五月离开江西后，一年多时间，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基本被摧毁，这次回赣（咸丰七年九月）根据地被严重压缩，无处就粮，所以不能立足，攻浙失利而下闽北，既发生了内部火并（浦城自相残杀），又发生了本部分裂（石镇吉等部出走），赣、浙、闽等均不能立足，被迫过湖南，退广西，仍无群众基础，再次发生了大分裂，七十余将领率众脱离石部东归。

也就是说，长时间局促于一隅，基层政权又不能完善，与民争食，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石达开是最善于建设基层政权的，他的占领区尚且如此，其他太平军将领的占领区只能是等而下之了。

天京事变后陈玉成主持的最大的皖北根据地，情况也不好。咸丰十年初小池驿之战时，就有多支当地的团练武装，自备粮饷协助湘军作战，太平军在自己的根据地里被湘军打了埋伏，蒙受了惨重损失，可见群众基础已相当薄弱。

李元度的说法与李秀成的说法接近。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认为，在天京事变前太平军的军纪很好，天京事变后军纪变差，而其主要原因是吸收了天地会的花旗军及与捻军联合作战。这两支队伍所调不听宣，不受太平军军纪的约束，军纪差。石达开第二次进入江西，吸收了花旗军入他的队伍，而陈玉成、李秀成在皖西与捻军的联合作战则与日俱增，特别是陈玉成，竟至无捻不成阵，每大战必邀捻军共进退。

李元渡当时还没有预料到太平军的内耗增多，投降事件也出现了。除石达开与杨辅清所部在闽北浦城的火并，杨辅清的部将杨宜清等在皖南建德等处与韦俊发生了磨擦，韦俊渡江趋皖北又遭陈玉成部的武力阻截，被迫又回到皖南，终于投降了湘军，而同年（咸丰九年）李秀成的部将李昭寿与薛之元也被胜保迫降，使李秀成蒙受了严重损失。

李秀成比较注重根据地的基础政权建设，苏南根据地建设的较好，但因为西征、图浙、救天京及实施扫北进南计划等原因，他在苏南亲自领导根据地建设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时间，政权其实也不牢固。在陈坤书主持期间，苏州已被其残破，常熟由钱桂仁、骆国忠主持，执行政策也岀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地主还乡团及太湖中的枪匪、船匪也死灰复燃，而且逐渐猖獗起来。

总而言之，天京事变及石达开的出走影响太大，太平军的占领区陆续有局部扩张，但损失更大，生存空间被压缩，而基层政权的建设不善使其民意基础日益丧失，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