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e/stay night》为何卫宫士郎屡次被说是伪善？

孔子的一些话经常被认为是废话，但实际上，孔子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伟大。

因为他把道德观最源头、最核心的部分，用自己一言堂的方式（而不是哲学思辩的方式）给解决了，并且影响千年，成为社会共识。

比如，定义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也。仁就是爱别人，爱别人就是仁。

为什么仁就是爱人呢？孔子不告诉你为什么，只告诉你，就是这样。

那么，什么是“爱人”呢？孔子说，爱人，就是亲亲之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一种差序之爱，不是对所有人相同的爱，而是先爱自己，再爱自己的亲人，再爱自己的朋友，再爱自己的邻居，再爱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再爱本国同胞，再爱邻国友人。

有关人性，孟子说性善，所以重教化；荀子说性恶，所以重法律；孔子不说善恶，只说，性相近。

性相近，是一个很伟大的论述。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王公贵族，皇室帝胄，平民百姓，富人穷人，人性都是相近的。不以你的出身为转移。

有了性相近这个论断，才有“性善”“性恶”的讨论基础。

那么怎么与人相处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四条原则，基本决定了中国人的底层道德观。

西方人经常会说，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那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你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

中国人答不出个所以然。

因为道德观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么写的。

问题是，西方人为什么会认为，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

因为西方人的思想源头，并没有这样一个一言堂来规定道德的人，他们的思想源头，是在搞哲学思辨。

亚里士多德，把“爱”分成了三种类型。功利之爱、快乐之爱、德性之爱。

那如果我对一个人，完全陌生，既没有功利，又得不到快乐，更感受不到德性，我要不要爱他？

亚里士多德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人类的思辩，无法超越肉体的束缚，所以最后，永远是利弊考量。

只要开始考量利弊，就要离道德越来越远了。

你父母把你养大，他们老了，没用了，要不要养？

你靠哲学思辩，相当于悖逆自己的肉体和欲望而行，十分难以得出一个能够被公众接受的答案。

一言堂就简单了，因为你要孝。你不孝，就不是人。

哲学思辨，是解决不了道德观的底层逻辑的。

除非有神学的参与。

所以当西方进入神学时代后，他们道德观才完善起来。

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仁慈，为什么要爱人？

因为你有原罪。

每个人生来就有原罪，所以必须行善救赎自己，不然要下地狱。

而且神无所不知，你做的每一件事他都知道，所以不能作恶，哪怕偷偷作恶都不行。

你行善也可以不要求奖赏，因为神的目光就是奖赏。

如果你不信这套，那你就是异端，大家都要杀你，你死后还要下地狱。

大家都信教，都执行这样一套道德伦理，那社会就和谐了。

换言之，中国人行善，是因为追求仁，追求差序之爱，这是一种个人选择。

而西方人行善，是因为他们相信有天堂地狱，因为他们相信有神在评判一切，他们是为了自己死后的待遇才行善。

所以中国人在面对外国、远道而来，完全陌生的人类时，会首先执行“性相近”的原则，认为你和我一样是人。

接着执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对其平等对待。

最后执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原则，混熟之后就可以合作了。

但是西方人在面对远方完全陌生的人类时，会首先考虑一个问题：你信不信神啊。

你不信，那你是异端。异端没有人权，随便杀。杀了不下地狱。

不过他们比较进步的一点在于，他们会一边杀，一边试图传教，如果你信了教，你就有人权了。

这是两边底层代码不同，导致的不同行事方式。

在日本这边，就非常特殊了。

日本这边的伦理观，受到儒家、佛教、神道教的影响，再加之后来武士阶级的影响，最后形成了两个关键词：集团主义和武士道。

集团主义：日本人会永远将自身置身于一个集体之中，对自己的价值评判，并不是由自己本心来决定，也不是由神来决定，而是由集团这个大他者来决定的。

所以日本人没有“良知”，他们约束自己行为的动机，往往是“这样会给大家添麻烦”。是“耻感”。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很不同。

比如，中国人在一个集体场合，碰到了很开心的事，开怀大笑，接着触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马上减小声音，怕给别人惹麻烦。

但是假如日本人在一个集体场合，大家都在笑，日本人会想，如果我不笑，会给大家添麻烦，所以也跟着笑。这叫读空气。

那么在这样一种重视大他者而不是内心的文化当中，日本人自然会遭受到内心与集体的撕裂，所以他们会有“本音”和“建前”两个概念。

本音（ほんね）是指内心真实的声音，建前（たてまえ）则是指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外在态度。

为了维护秩序，日本人的本音可能会破坏稳定，所以要用建前来缓冲矛盾。而日本人弥合自身撕裂的方式，就是灵活展现本音和建前。

所以你看到，日剧里在居酒屋吐槽，那是本音。而到了职场毕恭毕敬，那是建前。

在中国，这种行为叫“两面三刀”，而在日本，这种行为是理所当然。

这种文化，在平时的环境里是能够保持和谐的，但在一些极端场合，比如战争时刻，就靠不住了。

比如到了要拼命的时候，大家都喊着鞠躬尽瘁，结果原来是建前，一到了开战前全跑了。

所以日本催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伦理逻辑：武士道。

很多中国人对武士道太熟悉了，以至于完全不了解武士道的核心精髓。

武士道的核心是：死亡即目的。

死亡不是选择，不是结果，不是迫不得已，而是目的。

也就是说，活着就是为了死。

“每晨习死，每夕念死。”“所谓武士道，即决意赴死。当生死两难之际，速择死，别无深意。”

死亡是纯粹的，并非为了功利、名誉，也不是为了忠义，而是单纯的在“无念无想”中赴死，如同樱花凋零一般自然。

如果你不是为了死，心中还有忠义、荣誉这种观念，那就不合格。

比如一个武士，他君主对他有大恩，他为了报恩而选择死，那就不符合武士道。

哪怕他的君主对他有大仇，只要他是武士，他就应该为君主而死。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死。

你说，我过得这么差劲，君主对我也不好，死了家人也没待遇，我凭什么为他赴死？

这种思想就是错上加错。

因为死是纯粹的，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不看任何利弊的。否则，你就不是个合格的武士。

中国人会觉得，这不有病吗。

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的。

集团主义是讲集体，而武士道是讲个人选择。

当你的个人内心和集体利益产生极大冲突后，日本人的解决方法是：改变你的内心（而不是改变集体决策）。

这是用一种洗脑的方式，抹去你的个人意志，告诉你一个崭新的目的（死）。

说了这么多是为了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日本人会更加重视“形式与思想的统一性”。

如果你形式是死，思想是求死，这在武士道里，才会被认可。

如果你形式是死，但思想上，却是文天祥、岳飞、谭嗣同那样，有别的理由，那在武士道里就不会被认可。

自从麦天皇把军国主义打倒后，武士道跟着一起打倒了。

那么，日本人的朴素道德观，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漏风的空洞。

日本人自身性与集体、社会和谐的撕裂，仍然无法弥合。

所以现代日本社会、日本人，都会显得怪怪的。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忘了问题的题目是什么了。题目是：为何卫宫士郎屡次被说是伪善？

因为奈须蘑菇想做的事，就是弥合日本道德观中，个人与集体的这种撕裂。

但是日本人对于善的判断，并没有“爱人”这个底层逻辑。

他对于善的判断，是一种形式，而非良知。

某些行为是善，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做这些就是行善。

他的善恶观，是用武士道的逻辑（并不是说就是武士道，而是其逻辑）来进行评价的：

善是纯粹的一种概念，如果你不是为了行善而行善，是为了仁慈、同情、当正义的伙伴这种理由而行善，那就不是真善，是伪善。

卫宫士郎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善。

他的目标是当正义的伙伴。这个目标，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弊荣辱，这是善心。

他舍生取义，奋不顾死，去帮助他人，救人，同情他人的遭遇，这种行为是仁。

所以，他是地地道道的真善。

但是，他在蘑菇那里，就不是善。

正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种想法，在日本武士道精神里，不叫忠诚。

奈须蘑菇的这套价值判断，对于集团主义的日本人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他的作品里花了很大气力去讨论，何为善恶，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不能为恶。

他应该也能感觉到，这种涉及善恶本源的讨论，靠哲学思辩，在没有神学的参与下，是没有结果的。

而他自己又无法通过日本民众的底层道德观得出一个善恶的结论。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跟武士道的精髓差不多。因为善，所以善。

可能以日本人的底层道德观，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那么又回到最初的话题了：孔子能够底层植入道德观，真是个圣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