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明王朝 1566》里面，解决不了财政问题？

因为一切财政危机的背后一定是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财政危机不过是原本政治体系被破坏后显露出的表症罢了，这是任何朝代都无法回避的铁律。剧中自然也不例外，此时大明的财政危机是这台运行了快二百年的庞大机器即将出现系统性崩溃的前兆。

而要明白剧中财政问题为什么无法解决，你首先要明白封建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与其相配套的经济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商鞅变法，说到了商鞅变法成功的本质是：它迎合当时君主进一步直接掌控民众的心理。这不仅可以防止血亲勋贵阶层尾大不掉威胁王权，更可以为战国时代大规模军事行为做提前动员。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商鞅被后来继位的秦惠文王五马分尸夷灭三族也不影响他新法的继续推行。并且民众在血腥恐怖高压的环境下把秦国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然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灭国战争后，秦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壮举。

但就在秦始皇还做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春秋大梦，他肯定想不到他心心念念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了十四年就轰然覆灭，这种如同雪崩般的溃败速度给了后世当权者极大的心理震撼。于是秦末动乱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造反开始到刘邦“先入咸阳者为王”结束后，一个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出现了：“既然秦的那一套以严苛峻法为手段的全面郡县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以后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

项羽说咱们接着玩分封行不？随后项羽就用自己兵败自刎乌江给你打了个样，不行！刘邦说那普通分封不行那就搞血亲分封，咱学西周那一套行不行？随后吴王刘濞为首的刘姓诸侯王搞出的“七国之乱”又给你打了个样，还是不行！于是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将分封制的弊端一针见血的指了出了：“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

那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我们看到西汉初年的政坛上开始了决定中国未来两千年政治路线的大讨论。首先对于秦的快速灭亡贾谊给出了他的结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外，《贾谊新书 卷三 时变》里他也对商鞅做出了评价，认为他的恶法是秦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结合这两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高层对于秦快速灭亡是总结过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不施仁义”。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统治者并非此时良心发现要恢复孔子孟子那一套仁义礼仪要对百姓好一点了。

虽然贾谊本意是要君王避免走秦的老路过分压榨民力，要“施仁义，以民为本”，但就像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贾生》中写的那样：“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封建帝制时代统治者的第一要义是维护自身以及自己后代的特权，百姓的死活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意愿恢复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因为在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家之所以会被法家打的满地找牙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实用性上儒家连法家的背影都摸不到。并且所谓法家本身就是从儒家荀子的“性恶论”中衍生而出的一套方法论而已，他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化的儒家思想。

那问题来了，专任法家只用严刑峻法那就是在步秦的后尘，只用儒家那一套治国又纯属天方夜谭，那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这时候有一个洪亮的声音传到了统治者耳朵里：“争什么呀，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啊笨蛋！”

于是统治者一拍大腿，把已经早已被他们扔进垃圾堆的儒家思想捡了起来，掺和着法家的内核做起了撒尿牛丸，直到汉武帝时期继承贾谊思想的董仲舒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披上儒家温情的外衣、利用儒家的等级道德观点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降低行政成本与对上层政策的直接敌视，实际上仍然用法家严刑峻法那一套的“撒尿牛丸”诞生了——外儒内法。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汉宣帝在听到自己儿子劝诫自己不要重用酷吏要施仁政时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不得不说，贾谊确实是个天才，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不仅保留了君王直接统治万民的郡县制，并且将法家原本“断手断脚”的各种威胁变成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其后二千年的历史几乎都沿着这条隐蔽的主线剧情在前进，这套“外儒内法”的精神内核其实也已经渗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所以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就提到：“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于是统治阶层终于可以接着用郡县制——向全国各地委派官员进行行政工作，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们则可以“以一人之心夺千万人之心”趴着吸血。而这套政治体系下的经济游戏则变得更加简单——给每个老百姓一块田，他们将给你更加丰厚的回报。说白了，封建帝制时代的财政逻辑非常简单，与今天互联网上那种“全中国人民都给我一块钱我就能成富翁”的言论本质上并无二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要需要保证每个地区的相似性以便批量派遣官员进行教化统治，所以“重农抑商”，将百姓焊在土地避免人口流动就成了重中之重。但任何万事万物都有着正反两面，这种财政制度的产生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任何弹性。一旦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以剧中“改稻为桑”为例。今天抛开我以往文章中把改稻为桑的失败归因于嘉靖以及严党官员吸血，把改革成本转嫁到最贫困百姓的身上这种道德审判，我们仅以站在当今这个更加高纬度的视角审视这个架空的历史事件。

其实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改稻为桑就是一次“财政开源”的行为，就像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张居正说的，不仅仅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出口都能每年为国库增加一千万两银子以上的收入，而在让浙江百姓改桑，由其他省份供应粮食理论上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放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这根本就不叫事。地方政府只需要配合就完事了，无论是生丝生产还是田土买卖都是自由的，商人可以根据法律框架以及当地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投资。相关配套产业也是随时可以开展，比如可以开班教导百姓科学种桑以提高生丝产量、比如研究和改进蚕的品种、比如培训织工以提高日均丝绸产量、改良织机工艺以提高效率，乃至于做成文旅项目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但就像胡宗宪教训空想的高翰文“哪个官府会管，是你杭州知府衙门？巡抚衙门还是臬司衙门”一样，皇权至上而下的时代、以道德审判代替实际法律条文行政的时代，所有看似正常商业行为最终都只能变成畸形官僚阶层的附庸。这就导致了我上面说的一切假想是不可能发生在中古时代的明朝的。比如改稻为桑一开始胡宗宪问郑泌昌官仓的粮食情况郑泌昌只是一句：“大户都说缺粮”给搪塞过去，实际上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就知道有着官商背景的沈一石早早就提前得到消息买了二十船粮食等着了，普通的商人如何能有这个手段与沈一石竞争？

我都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胡宗宪顶住压力，改稻为桑真让他们搞成了，且不说他们压低田价最终百姓受损失，就说改桑以后浙江百姓吃的粮食一定是高价粮，并且浙江官府为了撇清关系大概率会继续让沈一石冲在明面上，其他人敢卖私自买卖粮食让臬司衙门抓人砍了以儆效尤就完事了。至于罪名？通倭、以商乱政哪个顺手用哪个，实在找不出罪名给你没收粮食财物暴打一顿那都是轻轻松松。

而同样的，作为表面上赚的盆满钵满的沈一石，他的结局也会跟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红顶商人”一样——随着他依附的官僚资本被后来者清算。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封建帝制时代商业几乎是死胡同——依附官僚你最终会被清算，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依官僚你就不可能做的大，做大了也有被直接一句话充公的危险。

这就是“改稻为桑”这种超越时代的项目在大明这种土地上无法结出善果的最根本原因。这也是我所说的古典郡县制无法解决大明财政问题的根本——因为一旦浙江真的如同我说的现代社会模式下搞成了改稻为桑，那么整个国家的律法、司法、官员任命等整套行政体系都要进行大改，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哪怕仅仅在浙江一地进行改革，在古代那种落后的统治幅度下，又面临着必须给予地方一定行政自治的权利的处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几乎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我们还是以西汉时的吴王刘濞为例，虽然他的反叛有因为自己儿子被汉景帝打死的私仇因素在，但他只要他的王国能有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的能力在，哪怕刘濞本人再忠心，你也保不齐他的后人会起异心。正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所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

所以在封建帝制时代要解决财政问题，除了暂时性的加重税负比如崇祯收取的“三饷”，其他改革无论是海瑞在南直隶打击豪强还是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乃至于后来雍正实施的“摊丁入亩”，其本质都是“回表行为”，都是将想把时针拨回刚建国时的情形，即回到我上面说的——“给每个百姓一块田，让他们每个人给国库交一块钱，这样你就成富翁了。”但就像剧中海瑞说的“天下大弊不除，倒了一个严党还会有一个严党”，其实不推翻帝制，依旧让帝王以及其附庸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全体百姓之上，哪怕“回表”也不过就是给一个将死之人再打一针肾上腺素，不可能让他重获新生，不过是暂时让他回光返照罢了。

到了这里，如果你认为“改稻为桑”这种虚构故事不足以佐证我的观点，那么我们再举一个真实历史上曾发生的“良政成恶政”的例子。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施行的政策之一——“青苗法”。

青苗法简单点说就是原本普通百姓遭遇青黄不接或者灾年时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最终利滚利之下只能够卖田甚至卖身以偿还贷款，这会加剧土地兼并，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最终导致全国性的财政乃至于政治危机。

于是王安石便提出了“青苗法”，也就是国家向百姓提供低息贷款，国家又不要你的地，你大可以安心度过荒年有了收成后还给国家即可。这有点类似于现代国有银行施行的低息普惠贷款，最终百姓保住了田，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谓双赢。

但就是这样一种看似“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利国利民政策，最终的结果就是为了躲避青苗法以及天灾导致元丰三年流民百万，最终导致青苗法被废除，王安石也被罢相。

那为什么看似现代常见的惠民政政策最终导致了国与民双输的局面呢？道理与我之前说的改稻为桑注定失败的理由是一样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产生不了先进的生产力的，整个青苗法的执行过程也是乱象丛生。

首先是为了保证官员全面推行的积极性，于是上面将青苗法的推行指标与官员的任命升迁挂钩。这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一定会出现公权力施压强迫贷款的情形，所以大量官员为了完成任务于是进行胡乱摊派的情形。我管你需不需要贷款，我先完成任务升官再说，至于你以后还不还的上关我屁事，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其次，因为青苗法是优惠利率，远低于市面的高利贷，于是有官员灵机一动，直接跟富户合谋大量虚假合同套取贷款，这样不仅一下子就完成了自己的考核业绩，富户拿到“低息贷款”后转手就可以高息借给那些借不到钱的农民，最后富户再与官员进行分赃。等于普通百姓一分实惠没捞到，都让特权阶层把利益瓜分的一干二净了。

最后是青苗法宣传的低息只要年化20％（你没看错，确实是20％，甚至还有史料认为是30％左右）比当时市面上动不动50％乃至于更高的“民间借贷”要惠民的多，但就像交粮的百姓会遭遇官员“淋尖踢斛”。你觉得北宋腐败的官僚们能放过借贷的百姓吗？最终青苗法的实际执行利率甚至一度达到了年利率80％的夸张程度。

你可能会说那时候又没有征信跟身份证系统，管他多少利率我借了跑路不就行了？如果你这么想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保甲法》早就等着你了，说白了就是连坐——“一人不还，全村背债。”所以最终青苗法的结果就是大量百姓被迫卖田还债，甚至是卖田帮他人的借贷还债，那你作为一个正常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跑。最终就形成了北宋太平盛世结果流民百万的奇特景象。

所以还是我开头的那句话，财政危机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政治危机，就像海瑞他们打击豪强试图“回表”，却不明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不均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利用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即可，但这又涉及到独立的立法、司法等现代行政工具。这等于在革特权阶层的命，但革命这件事可是轻易动不得，因为革来革去就容易革到皇帝自己的头上。这就导致了封建帝制时代的财政危机几乎无解的必然结局。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五千年封建帝制虽然看似历朝历代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细细品来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最终改天换地从根本上跳出这个怪圈的时代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像教员于1954年夏在秦皇岛北戴河开会时创作的《浪淘沙·北戴河》中写的那样：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麦子熟了几千次，人民万岁第一次。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