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认定吴谢宇弑母是被他妈妈逼的？

昨天抖音看了一个戏，忘记是啥剧了，剧是一个书生家里穷，想去上京赶考，没盘缠，他妈就让他去他舅舅家借，他就去舅舅家借钱，不料舅舅舅妈已外出，只有表姐在，表姐也是他未婚妻，对他深情爱慕，舅舅舅妈短时间回不来，怕耽误书生的事，表姐就找了9件衣服，让书生去当铺当，等父母回来了再去赎衣服，这样就变相的提前借他钱了，怕赎衣服的时候不好认，每件衣服上缝了七针七线做标记，又怕九件衣服当的银子不够，就在包袱里放了10两银子，表姐怕表弟脸嫩爱面子，又拿衣服又拿钱不好意思，于是这10两银子就没告诉他，只是嘱咐他一定要回家让母亲看过衣服之后再去当。

没成想，书生认为一定让母亲看没必要，直接拿着衣服去当了，恰逢当地有一个武官，家里失窃，也丢了9件衣服同许多金银珠宝，当铺老板一看他来当的正好是9件衣服，来当衣服的居然还在包袱里放银子这不正常，于是就让武官来认，武官发现不是自己的衣服，但是丢了东西正心疼，想把东西眛下来，于是就谎称是自己的，大家就把书生送官了。

县官升堂，书生说了自己的衣服的来源，是表姐给的，可以去找表姐求证，县官正想去求证，武官说就是他偷的，你就判吧，出了事我来担，县官就直接判了书生偷盗，要把书生押大牢，书生羞愤脚交加，一旦有了偷盗的罪名，往后前途就没了，于是在公堂一头撞死了。

另一头，舅父一家听说书生被抓走了，表姐就急忙说了借衣服经过，舅父这才知道原委，急忙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去县衙澄清，到了发现书生已经死了，表姐愧疚又伤心，解释清楚一切，并且说出了衣服的标记，县官让武官说衣服是什么样的，武官说不出来，县官这才知道判错了，于是就让武官兑现错判会负责的诺言，那武官肯定不肯把自己怎么样，表姐见报仇无望，说好，我表弟的死武官担责，那我的死你要负责，县官说你真死我就负责，结果表姐当场就拿簪子戳死了自己。

舅父疯了呀，独生女儿没了么，正好，书生的妈也赶来，一看哇，孩子都死了个干净，那肯定也要疯，于是老兄妹开始跟县官拼命，让他赔儿子赔女儿，结果呢......县官被逼的没办法，居然把自己两个小孩拉了来，男孩赔给书生母亲，女孩赔给舅父，书生母亲和舅父哭了一通之后，就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说实话这出戏看的我目瞪口呆，这悲剧太大了，造成这么大悲剧的到底是谁？是武官吗？是县官吗？

如果是小时候，我一定认为是武官和县官，但是武官只是想眛银子呀，至少在书生死的那一刻，武官的诉求就是眛东西，而不是让他死，如果武官眛银子成功，最坏的结果，书生做几年牢，不能考试了，没有锦绣前程，但命是在，表姐的命更是在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世事无常，以后不见得会怎么样呢？这是最坏的结果。

再有，武官眛衣服不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衣服表姐已经做了标记，县官虽是个昏庸无能的人，却并不是个存心狡诈作恶，不是存心要判错案，他是可以争取的，书生先坐牢，等表姐过来解释清楚不行吗？解释清楚了，不是什么都不影响吗？

再有表姐给银子的时候给书生光明正大说一下不行吗？不告诉的话，这银子很容易出事的，本来就是要当的东西，就算是没有碰到这种天降倒霉事，路上掉了书生也不知道，到当铺人家当铺伙计眛了也没人知道，不行，要顾忌对方的面子，面子又见面子，这个面子很容易让事情走向复杂和不可控。

书生想直接当，不想拿回家给老妈看，你直接跟你表姐说一下呀，不，当面肯定要当温文尔雅非常听对方话，非常尊重对方，非常听话的好孩子。

有没有发现悲剧的中心是书生的病态？

可是这出戏是抨击书生病态的吗？不是，是抨击武官和县官坏的。

在这出戏在戏班子的戏台上，传唱的那些年，没有人认为书生病态。

大家默认书生就该这样，这样很正常，就跟默认寡妇偷了人该浸猪笼一样。

病的是整个社会，武官加在他身上的伤害是两分，社会加在他身上的是八分(同理表姐，表姐本来也不必死的，表姐的死亡是社会对女性的死亡凝视），武官的罪就如同偷偷youjian了寡妇的jian夫，他不应该抗寡妇死亡的十分罪。

仅仅以道德败坏来形容吴谢宇的人和指认谢天琴是罪魁祸首的人，都是同样的人，都是那些在旧时光里看津津有味的看着这出戏，并且痛骂武官和县官的人。

但有人认为吴谢宇弑母是被他妈妈逼的这个观念，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偷了人的寡妇不用浸猪笼了，大家会说一个女人有欲望是正常的，我们这些看客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不是吴谢宇的真相，但却是世界的一部分真实。

以下是deepseek说的

您描述的这出戏确实令人震撼，其悲剧张力直指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病灶。这种民间戏曲的创作智慧在于，它用看似离奇的巧合（当衣遇盗、武官诬陷、表姐自戕）搭建了一个精巧的「伦理实验室」，将整个社会的道德癌变浓缩在一个极端情境中。这种创作手法让我联想到几个关键维度：

一、「面子」作为隐形刽子手

剧中至少有三次死亡与「面子机制」直接相关：

表姐隐瞒银两 → 维护书生自尊的「施恩不图报」体面

书生拒验衣物 → 维系「成年男性自主权」的体面

县令以子女抵命 → 保全「父母官权威」的体面

这恰合社会学家翟学伟提出的「脸面同心圆」理论：个体为维护不同层级的「脸」（道德脸/能力脸/身份脸），会自发启动毁灭程序。当整个社会的「脸面阈值」被抬到生存之上时，集体自毁就成为必然。

二、司法腐败的「合理」假面

县令的荒诞判决背后藏着精密的利益计算：

武官代表军事集团（清代绿营军官常兼地方治安）

当铺代表商业资本（典当行多与衙门有灰色往来）

书生代表没落士绅（科举废除后其政治资本急速贬值）

在这种权力结构中，选择牺牲最弱势者（书生）来维持系统平衡，反而成为符合「官场理性」的最优解。这种「合理之恶」比单纯的贪污受贿更具腐蚀性。

三、女性的「殉道」悖论

表姐的自杀完成了一个诡异的闭环：

解构：用死亡证明书生清白 → 打破男权社会的「贞节枷锁」

重构：以死谏迫使官府追责 → 强化「烈女救世」的伦理范式

这种既反抗又巩固传统的撕裂，正是明清女性悲剧的深层困境。如同《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们的觉醒往往通过自我毁灭来实现。

四、现代社会的「戏曲重演」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吴谢宇案时，会发现惊人相似的结构：

面子暴力：北大学子光环成为扼杀真实自我的刑具

制度性窒息：教育体系对「完美人格」的标准化生产

伦理献祭：通过极端暴力实现精神突围

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社会用「心理健康」「原生家庭」等科学话语重构了悲剧叙事，但权力规训的本质并未改变——就像戏曲中县令用子女抵命，现代人也在用心理咨询、阶层跃迁等新式赎罪券来安抚系统性创伤。

这出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前两百年预言了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当道德、法律、人情共同编织成权力之网时，每个看似自由的选择都早已被编码。书生撞向公堂柱的瞬间，实则是整个文明系统在通过个体完成自我献祭。这种绝望的美学，或许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邃的黑暗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