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 敌后根据地是怎么建立的？

问题下的许多回答都令人惊讶，似乎是专门为迎合不了解党史革命史而又有一些“革命感情”的网友而作，竟然能搞出“一个光杆子书记带着一条破枪去搞工作，循环几次就能建立辐射全县地下政权”的怪异事迹来。

抗战时期，cp确实是播撒党员“种子”，然后长出、发展出抗日根据地的，可是“一个书记发展一个县”这样的故事，完全同封建时代那些不事生产的文人所炮制的“铁杵磨成针”一样，是一种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幻想，好像单凭“伟大理想”就能拉武装、发展政权。

这里我们就不妨拿一个今天网络上常见的“反面教材”做例子：因“你不能这样做”而闻名的传奇上将陈再道。

在今天网络上，陈氏常常是个丑角或者恶人，被当做“投机分子”的典型，可正是这样一个“毫无理想“的”“投机派”，能够在1937年的冀南，趁着局势混乱的窗口期（国民政府垮台、日伪立足不稳）用几百号老八路“空手套白狼”，收编成千上万的冀南游杂武装，建立起十几个县政权，搞出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冀南根据地来。

陈再道将军靠的是什么方法呢？便是恐吓与谈判，用武力威慑、虚张声势的法子，对本地地头蛇半打半拉，收编民团，滚雪球似的发展。

在初入冀南时，陈再道在巨鹿县城收编当地民团，使的办法便是《三国演义》式的：巨鹿乡绅此前行驱虎吞狼之策，迎八路驱土匪，八路真进城时则武装对峙，不愿八路入城。于是陈再道留冀南特委书记李菁玉在城中谈判，自己出城，令骑兵连架马奔驰于城下，“沿途尘土飞扬，兵力莫测”，吓得城中众人惶恐不安，“觉都睡不着啦！”，直以为八路要发兵攻城。

再然后，巨鹿乡绅们“被迫开明”，接受了陈再道的条件，把还没来得及打出来的维持会招牌变成抗日民主政权

再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在冀南特别是在巨鹿县附近的几个县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军早日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杀敌”

在这一过程里，陈再道靠着收编冀南地区的民团（如巨鹿保安团）、土匪（如收编后为叛的刘磨头匪军）乃至伪军（如威县伪警备旅），队伍规模迅速扩张，再不断打击与我为敌的游杂土匪武装，既拉又打，“在冀南短短几个月里,我军协助冀南党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近万人。”

一个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这样开辟出来了（当然，巩固根据地是另一回事）

又比如说问题下有知友举出的山东泰安根据地，讲当地八路与日伪军的互相恐吓，讲八路军通过捕杀汉奸赢得群众支持，这很好，可却又跑题了：泰安的八路军、游击队是哪来的？知友的回答显然没有讲明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查阅《泰安党史资料》，在1989年的第1期上所登的《回忆徂徕山起义》一文，我们就能看到泰安地区的敌后抗日活动是如何兴起的。

在1937年10月26日，山东省委派遣程照轩、侯德才、赵杰三名党员同志奔赴泰安六区、徂徕山脚下，组织进步运动，图谋发动抗日起义。这个小小的“三人党支部”，又是如何躲过当地反动统治者的捕猎、接触群众的呢？

答案是不用躲避追捕，因为程照轩即是泰安六区本地人，与当地区长兼民团首领程子源乃是堂兄弟关系，得到了本地“军政首长”的支持，程照轩迅速将穷苦人间的秘密串联升级为半公开的宣传活动，在六区公开进行歌剧演出、张贴标语、编唱抗日歌曲。

在此之后，程照轩等人又进一步施行“上层路线”，串联本地乡绅，与地主合作获得枪支（旧盐警队存在盐店的六十多条枪）借着这六十多条枪与各村积极分子的组织，“没几天就筹集钢枪、土枪百余支，还有大刀长矛等,106多名青、壮年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与此同时，泰安其他区，及莱芜、新县党组织也采用有“联络党员发展组织，开展上层人物统战工作”，以该方法配合群众工作，发动组织抗日武装

泰安地区抗日游击队的正式揭竿时机，则是在日军侵占泰安县城的时候：1937年12月27日，山东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在日军占领泰安的当天发动起义，命令泰安党员武装向徂徕山集合。

1937年12月31日，日军占领泰安县城。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徂徕山大寺誓师起义。

党领导的山东敌后斗争，就是这样在泰安打响第一枪的。

泰安的抗日根据地来源，粗看起来颇符合“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县”的离奇故事：党派遣三名党员到徂徕山下发展党与抗日组织，接着各种进步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后以一场起义誓师为标志，武装队伍与敌后政权便被拉了起来。

但实际上，徂徕山起义是一场“上层路线”（与地方领袖合作）与“下层路线”（动员劳农大众）相结合的成果：山东党充分利用党员在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在基础较好的泰西地区猛烈发展（泰安地区有二百党员）与地主乡绅合作串联，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由此才成功建立起游击武装。

而从历史资料看，这时期泰西党甚至可以说是“上层路线”压过了“下层路线”，游击武装在黎玉“拥护韩主席五项主张，在范专员坚决地领导之下”的口号下，同范筑先合作，结果将自己组建的各种群众组织“统一于范之政治部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群众组织大半是由上而下产生的”，待到范筑先阵亡、鲁西党失去依靠，各个群众组织竟然便直接被顽固派（如沈鸿烈）打压解散，“群众工作变成停顿消沉状态”

在1944年编写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中，冀鲁豫党委如此形容1938年的泰西群众工作：“总之，群众工作是空架子，没有牢固基础，这是当时工作中最弱的一环。”

泰西地区的好转，则要等到1939年，罗荣桓与115师部队挺进山东，当地的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工作，由此才恢复起来。

而也正是在115师东进支队的武力支持之下——就像陈再道的129师东进纵队支持冀南党一样——泰西地区党建立起了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也是为何1938年1月泰西地区即开始游击斗争，却直到1939年中才建立敌后根据地。

从冀南、泰西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在抗战时期建立敌后根据地，离不开两个法子，一个是统一战线，一个是武力威慑。凭借统一战线，cp可以拉拢地主、稳固乡村，有了正规武装，就可以公开割据、镇压伪顽。把“嘴皮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根据地就能开辟，就能巩固。

与之相对，命令一名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党员，带着一条破枪，单枪匹马去发展出整个县委，这样的做法不能叫开辟敌后根据地，简直是在谋杀同志，令其送死，让宝贵的干部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