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是你去了香港才知道的事？
①香江是被洗脑的老年人恋殖，还是青年人不爱国？
答：都不是。大学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江青年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即认同自己为「中国人」或「香江的中国人」，而非「香江人」或「香江的中国人」），并非由1997年开始便逐年下降。事实上，回归之后一直到2008年的高峰，抱此认同的青年是逐渐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2005-2008年间，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年和中老年的百分比很接近，甚至两次出现交叉，即他们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年轻的组别赶上了成年人组别，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8年之后，则彼此的差异愈见显著——比起30岁以上的人，18～29岁的青年中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明显下降得更快、更多，由2008年最高的超过40％急降至2015年的15％左右。
②为什么有旅游业的生意做，还要挑三拣四，歧视大陆人？为什么越惠香江，民心越背道而驰？
答：因为旅游业——也包括更大范围内，快速进行的两地区域经济融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了市民的利益。就以旅游业为例，大量旅客前往香江生下孩子、抢购奶粉等物品，导致不少香江市民担忧医院公共服务与生活消费必需品因游客而稀缺起来，反水货客行动的部分原因便在于此；更不用说这些生下的儿童与新移民将来也要获取市政福利了，这确实也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反感。其实这也不奇怪，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普遍削减「公共」的情况下，围绕着公共服务与资源的排外主义越来越多；大城市市民指责外地人抢占本地公共资源，是国内以至于全球也有的现象。正如学者所说：
内地需要不会因为香江的高端服务未有往北移而失去兴趣，而这种情况令香江社会出现了一个叫市民感到困惑的问题——服务的供应未有增加，而外来的需求不断增长，本地人难免会逐渐感觉拥挤，供不应求，自己的利益被分薄，产生不满。
此外，旅游业等两地经济融合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能直接落到当地人的头上，不少时候只是给当地的大资本带来了更多的商机，而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当地市民未必能因此得到新的机会，甚至会失去自己原本的东西。就以旅游业对社区的冲击为例，2003～2018年间，内地訪港旅客从850万激增到5100多万。特别是2009年后访港旅客激增，造成不少当地社区都因旅游业、零售业的膨胀而变形，让他们感觉失去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被冲击了。
立法会秘书处2014年的统计指出，「商铺租金的上升改变了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等传统旅游区及其他东沿线地区的零售格局。以内地访港游客为对象的购物商场和商铺在上述地区激增，他们争相售卖深受内地旅客欢迎的高档产品（例如珠宝首饰、手表、名贵皮革制品、电子产品、时装等）和日用品（例如奶粉和美容/个人护理用品）。」售卖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的店铺在十年内增加了十五倍。与此同时，售卖一般粮食、家庭用品的非门货品店铺，和书报及文具商店则减少了二至三成。这样的转变不单只改变了旅游及相关的服务行业，旅游区以外的社区亦受到重大冲击。
回归前的香江市民社会从来没有估计到这种局面：两地经济融合的主导权由当地转移到了大陆，而北来的资金流与人流快速冲击两地间的（原本一直设想会存在的一定）区隔，呈现出一种「北水」反过来支配当地经济的情况。回归后经济泡沫爆破，使得这种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然而香江政府却未能及时根据这种新情况做出应对。而很多时候，「惠」的政策往往反而专注于通过两地经济融合来达成，典型的就是2003年沙士疫情后，为刺激低迷的经济而出台的内地自由行政策。自然在内地一方看来，自己已经为香江出台了那么多提供实际好处的政策，为什么这些实际好处还不能转化为民族感情呢？为什么越送政策红包，当地越不领情呢？这种不理解与难以驾驭的感觉，自然就越发促使内地加大力度，试图将事情纳入控制之中，造成2010年代的更大冲突，以至于最终情况失控。
这是因为，将当地人与民族国家的感情理解成一种利益交换，本身就使其自己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当客观环境不利于大部分当地人获得种种好处时，这种过分强调经济好处的论调反而会适得其反，更加引发当地人（特别是许多无法从北方经济流之中获取工作机会的年青一代）反感。而「内地好、香江好」的论述往往只是向资本倾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惠及当地中下层的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点在2008年以后已经越来越明显，但SAR政府依然固执地坚持这一套说辞。事实上，在10年代初，专注抨击两地群众矛盾（当然源自这种不正确的经济融合）的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举超过了本来批判当地贫富矛盾的氛围。
内地这套「经济发展红利&民族感情」的两地关系论述，其实是暗示了预期的红利不似过往明显时，两者的关系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在上述的快速区域经济融合造成中产市民利益受损时，越强调内地在经济上扶植帮助当地，越容易惹来群众的憎恶。另一方面，香江市民社会一向自许擅长市场资本主义，始料未及这种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互动反而冲击了自己，因而也只会将问题归因于内地群众。问题确实在经济，但并不仅仅在于当地资本家。
或许，这也只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无数起族群冲突的其中一起。
③既然香江人过的这么苦，为什么不北上，到更多机会的大陆创业与寻求工作机会？
答：流动性偏低已经是当地经济生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缺乏北上的问题则更加突出。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很微妙的经济定位问题：香江最受内地消费者欢迎的行业，反而是需要内地消费者南下抢购、轮候取得的，也就是它们留在香江才能最受欢迎，这种情况显然很难带动这些行业的人员北上。
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香江普通劳动者来说，内地市场经济不断开放并不等于工作机会越来越多。1990年代确实掀起过一阵搬厂北上热潮，但其中流动的只是港资而不是香江劳工，大部分劳工只是短时间地担任指导工，然后要面对被内地劳工取代的问题，随后回流到香江。数据统计早已显示，大部分香江员工到内地工作的途径，都是被香江企业雇佣后北调到内地任职。这也暴露出，大部分内地任职的港人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当地劳动市场之中。
香江政府统计处显示，在内地工作的香江居民在1988～2004年间上升，到2004年达到最高值24万4千人，随后即逐年下滑，到2010年为止，减少了7万人。1990年代早期，制造业曾经是内地任职者的主要行业（60.8％），但到了2010年，他们超过80％都是经理等管理人员。与此同时，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内地任职者占全体比率也逐年上升，到2005年已超过40％。此外，前往内地任职者也大多是拥有一定经验与资历的中年人，2010年的内地任职者中位数达到了49岁。
这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青年人、低学历者，或者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低技术工作，赴内地工作的大门其实更多地是关闭的。现实就是，这种港企北调主宰内地任职途径的现象注定了这种情况。
④为何殖民地时期不提出○○，回归之后提出要○○？
答：虽然说起来有点奇怪，但港英殖民地政府其实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一种低政治化、「行政管理＝所有政治」的状态，不需要面对政治认受性与政治授权的问题。换言之，它不需要通过向市民证明自己作为一群殖民者凭什么管理他们，证明「为什么香江非要被英国殖民统治不可」，也可以确保社会上相对比较高的治理威信。
记者爱泼斯坦（1915～2005年）曾经说，「殖民地的香江靠着借来的时间苟延残喘」。但之所以会这样，最关键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香江只是一个人们的暂住地：不管是20世纪初来香江打工的大陆劳工，还是1949年以后涌入香江以逃避大陆政治变乱的人们。特别是1949年后，对于后者众多所构成的「难民社会」来说，香江的殖民政府确实极度贪污腐败、不尊重民意，但他们本来就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才来到这个帝国主义的桥头堡的。
然而时代也在发展与变化，几十年以后，难民的子女们也在逐渐习惯将香江视作自己的故乡，对于他们来说，香江不再是逃避内地的避风港，而是自己这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所在地，一切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斗争都就在这里发生。从1970年代初开始，就有认同反殖民主义的市民运动爆发。
八十年代开始的回归过渡期，其实是乘着这种「市民社会要求建立从自己中直接诞生的政府」的东风而行的，尤其考虑到「高度自治」的问题时。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董建华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的回归典礼演讲时，强调这是「香江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