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是否会孕育一种独特朋克美学文化，如果能，将会是怎样的风格？
广州朋克。
在改开以来的全球化红利形成的低端图景下，面对红利趋于消散后被消解独一性的焦虑和外界长久的东方化凝视，试图从四处攫取来的符号之中拼凑出被大环境压抑的所谓“自性”，并期望但不期待着永远在明天的美好未来。
低端的图景与幻梦
改开以来广州乘着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东风，发展到“北上广”之一的辉格主义励志故事，在亚运会后显得像是一场春秋大梦。自从广州最后一位广为人知的市长落马，先是深圳让“北上广”变成了“北上广深”，再是各路“一线”乘着房地产、互联网和转移支付的快车也高歌猛进起来；早熟的广州被下了“早衰”的诅咒，“高端”的图景被旧贵和新贵瓜分得一干二净，留给“不争气”的广州的形容词只剩下“低端”：低端的制造业，低端的山寨产品（不一定产自广州，但仍会集散于此），低端的基建，低端的方言俚俗，低端的“刁民”，以及低端的全球化。
Gordon Mathews曾定义低端全球化：“人与物在资本投入低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和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经常被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到一起”。低端全球化连同其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自201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部分人眼中不能容忍的“烂俗”之物；而作为珠三角传统制造业低端全球化中心的广州，没能抓住被称为“未来”的那些东西，也一并沦为了“低端”和“烂俗”的象征。
诚然，你能在广州看见那些被称得上是“未来”的东西：珠江新城和天河的水晶之梦，文远知行的无人小巴，广州塔下正在试飞的载人低空飞行器……但在社交媒体和实际所见，更多的是低端的广州：被各路第三世界“番鬼”占据的巧克力街，逼仄得只有一线天的城中村，从来不管交通规则的电鸡，永远拥挤的3号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充斥盐臭的批发市场占据着城市的“黄金地带”，各种各样的新城长不出能呼风唤雨的“高端”企业和产业；“老广”们趿拉着人字拖唱一口“粤韵风华”，保守的“刁民”扯出邻避主义的大旗、做着叹茶收租的幻梦……还有瘴气一般的高温与潮湿，一年到头笼罩着这座城。
尽管所谓的各种“高端”给人带来各式的幻梦，让人以为自己能够脱离旧时的“低端”，走向人上人的坦途。但当你发现你根本没有享受那些虚幻的“高端”的资格时，几十块钱的山寨产品、走私僵尸肉做成的隆江猪脚饭，便与那些家伙们炫耀的“正品”和“街头brunch”没有多少档次上的贵贱之分了。低端消解了消费主义之下高端的神圣性，以及对高端的崇拜。纵使没有那些“高端”的外衣，难吃的菜始终还是难吃的，好菜却依然是好菜。
低端本来并不是广州独有的代名词，但在广州显得格外扎眼。北京会移除“低端”，上海会排斥“低端”，深圳会捉弄“低端”，榜单上的各路“一线”会用焦虑与恐惧绑架“低端”；但广州却会对“低端”敞开大门——尽管并不是友善和情愿的——给所有来到这座城的或是认识这座城姓名的人一个低端或高端的、“被需要”的梦，无论是来自湖北还是漠北，是来自三亚还是尼日利亚。因而人们也蜂拥而至，又失望离去，再蜂拥回来。
被消解又被“回归”的独一性
在低端的城市图景之下，则是广州被消解但又被“回归”的独一性。与坐拥边境禁区的香港不同，去广州并不需要通行证，也不需要换货币、换支付习惯、换一种行事方法、换一种共同记忆。外来人口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到这里，在省外打遍无敌手的蜜雪冰城来这里也不用换经营方式，与人打交道不会粤语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会说普通话嘛。广州的商业街和景区也可以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都是一样的网红复制黏贴脸，不过是带了点喼汁调味而已。诸如北京路、永庆坊、东山新河浦，除了被调色的百年楼——确实有百年历史——之外，剩余的也是和别处一致的网红脸和风湿潮人。广州的独一性看似便在此消解了。
然而这并非是独一性的终点。恰恰相反，在原本的独一性被消解之时，外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凝视却又使其被“回归”。苦味的癍痧，遮天的榕树，地铁里的“鸟语”报站，墙角爬着的大曱甴，家家户户都有的胶凳，回南天时湿漉漉的地板，宗族祠堂的祭祖仪礼，南海神庙的波罗诞，乃至餐前净碗的简单习惯……既向外人昭示着这座城市尚未被磨洗的独一性，也成了外人的东方主义幻想源泉——没见过的东西，而且又带有比其它地方更强的异质性，这是这片“南蛮之地”独有的规律。广州便在这样的凝视之下，在失去自身独一性的同时反而被他者化，再一次被“获得”了独一性。
社交媒体的发达又加强了对广州的东方主义凝视，使得广州的独一性又被外人广泛地赏玩、展览。春晚上的怪歌唱着“花嗨”，平平无奇的银行大楼化作“蟑螂楼”，划龙舟变成了各路房东宗族的“高级运动”，递得宝纸巾成了餐时的最高礼节。纵使是逃避网红店、到深山里的农庄找寻真味，也变成了“粤圈太子爷的最高浪漫”——但粤圈恐怕只有太子炳。广州的住民们便在失语之中，既活成了“本地捞”，也活成了外人眼中“他者”的一部分。纵使是地铁广告位开放予公众，各路自媒体也会用“敢为天下先”的东方主义定式语句作为赞许。
在焦虑中拼凑出“自性”
改开以来的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之后，广州的超然地位便如同沙堡一般变得脆弱不堪。从“北上深广”的座次重排，到GDP的失速，广州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衰落进行时”。人们有的笑着广州的愚蠢，有的哀哭着广州的消逝，有的沉迷于榜单排名学之中，但却都绝口不谈住在广州的自己怎么办。
在人们的言谈之间，掩藏着自我独一性丧失的焦虑。住在一样的城市，接受着一样的教育模式，共有着一样的历史记忆，吃着一样的僵尸肉，住着一样的城中村，打着一样的螺丝，骑着一样的电鸡。人似乎被框定在各式的“一样”之中不得动弹，那么“自性”又从何而来呢？自然是从“不一样”的地方中生发。自己被压抑而不能自产，于是便从四处攫取符号，塑造出脑中所认为的“不一样”来。无论是被东方主义凝视所唤起的自身固有之物，还是从不知何处拿来的流行文化，都被焦虑的人们攫取来拼凑成自己的“自性”；哪怕已经是一种“爆款”，一种廉价的自我，也无所谓——廉价的自我至少看起来是自我。
倘若你每个礼拜日去动漫星城，在扶梯上便能望见一大群coser聚集着，扮成各类你说不上来的作品的角色，谋害着路人的菲林。有时你还能看见好几个初音未来，身着经典的公式服，尽管看上去有些廉价——也确实廉价，甚至批发——但渠傅着浓重眼影的脸上依然溢着一点微笑，向你宣誓着渠等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自性”；纵使Miku有什么著名曲目都答不上来也无需在意。
焦虑中拼凑出的“自性”也缺乏对符号的深入思考，许多时候只是一种宣誓自我的时尚单品；倘若有什么与自己所攫的符号相连的事情，便会跑过来一呼百应，但却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呼什么。署前路拆迁风波时，从大媒体到小朋友圈，无一不在“悼念”着老东山的“彻底消亡”；但一问署前路具体要拆什么，开发计划如何，却是什么都不清楚。
焦虑中拼凑出的“自性”如同土客械斗时代对于“中原正音”在粤语还是客家话的争执一样，把自己认同的文化与想象中的“自性”挂钩，寻求着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尽管真正的自我还没找到，但至少在寻找的路上，是不？
最好的时代永远在明天
广州已经过了狂飙突进的年代，但该有的大饼可是一点没少。无论是已经画到43条线的地铁，还是成百上千个城中村的大改造乃至拆除，还有那位广州市长给广州画的十几座新城——现在还在造着。本应是日新月异变化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却如时间循环般停滞不前。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更不是倒车，而是——原地打转。
对于广州以及这座城的住民来说，最好的时代或许永远在明天。或许自己明天就能找到高薪工作，或许明天3号线就不用再挤，或许明天城中村的“一线天”就能被破开，或许明天广州就能重回第三城之位——倒不一定敢做第一城的梦，或许明天广州就将会成为大湾区的中心……
但明天却不见得真能到岸。于是便期望着那个美好未来，但却又不期待那个美好未来。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会更好还是更糟，只是珠江会处于变革与止滞的夹缝中，不尽地滚滚流。
跋
本文的写作仅是在阅读了本问题之下的一些答案后的灵光一闪。广州作为笔者长期所居的地方，也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感情。相比本题下各路答主如烈酒灌顶一般的显神通，笔者显然不够聪明，但也算是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个人想法。希望题主和广大读者能满意于此回答，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