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三中全会简单说就是党代会选出来的领导集体召开第三次碰头会，一般来说，前两次碰头会是确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才正式商量国计民生，会议的决定影响未来几年的工作方向，所以大家都比较关注。

决议大而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讲透了能写几大本书，咱们肯定没那么专业，就挑其中和经济有关的部分聊聊，只是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大家批判着看。

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两个意思，第一，改革这条路走对了，第二，没到目的地，还要继续走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条啥路呢？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说，这条路的终点非常明确，就是建立”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十四大提出这个目标开始，一直都没变过，历届三中全会基本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而要理解这个事，咱们还得先从计划和市场说起。。

首先大家要有个概念，经济的本质就是一堆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搞生产，发展的好不好主要看要素组合的质量高不高，而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

比如你开工厂，首先得租一块土地，然后盖厂房，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这些东西投入生产会产生增值，它们都属于资本的一种形态，最后雇佣工人开工，工人对应的就是劳动力。

这个过程有点像搭积木，高手能搭出漂亮的城堡，低手搭出来就是一堆垃圾。比如一块土地既可以用来种小麦，也可以开个厂子生产IPHON手机；资本既可以买种子农具，也能买光刻机；劳动力既可以绑在土地上务农，也可以进富士康打工。很明显后面一种组合方式更科学，学术用语叫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也就是把积木搭成了城堡。

那怎么样把积木搭出花呢？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政府组织，计划经济委员会经过精确计算，每块土地，每个人，每块砖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大家按计划行事。严格到啥程度呢？早先有个说法，说是“打酱油钱不能买醋”。当然了，这种模式下其实货币并不重要，钢筋水泥、粮食、工业品政府直接分配，给现金反倒不好，万一你乱买东西，那可就把人家计划打乱了。这种模式对应的就是计划经济。

另外一种是市场组织，让市场主体决定资源配置。一块土地种地年收入2000元，在上面盖个工厂年收益10000元，那肯定就租给工厂了。个体生产要素收益最大化，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就能达到最高效。这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无形的手会引导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也就是市场经济。

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有两点，首先计划经济必须对应集权，他两是套餐，不能分割。毕竟政府要调动资源那首先就得拥有支配权，你不可能安排不属于你的东西。相反，市场经济必须得分权，也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其次，市场经济中货币和价格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货币，一袋大米和一部手机没法放在一起PK，农民不知道怎么使用土地更划算，有了价格这个标尺，这事就好衡量了。

计划经济的极端情况就是原来苏联那种模式，国家养一帮数学家，年初各种计算，拿到任务单后大家都像螺丝钉一样，干好本质工作就行了。市场经济的极端情况就是阿根廷总统米莱那种主张，政府几乎在所有领域退出，国有资产私有化，完全交给市场决策。

那您说哪种方式好呢？

其实就算没有任何经济学常识，套用一下咱们老祖宗流传几千年前的中庸思想也能看出来，走极端肯定不好，最好是两者之间取个平衡。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既有计划也有市场，美国欧洲都一样。美联储加息降息，加税减税，本质上都是一种计划。好理解，利率就是资金价格，政府下场调整资金价格，抑制资本投入生产，您说这是不是计划经济？加税本质上也是在调整价格，比如你对汽车征税，其实就是增加汽车生产成本，汽车厂商无利可图，钢铁橡胶这些资源可能就会流向别的地方，这个本质上政府引导资源从汽车行业流出，也是计划的一种。

咱们国家改开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的程度只比苏联弱一点点，因为走了极端，所以前期道路走的比较坎坷，老百姓一直苦哈哈。

改开以后转变思路，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具体办法就是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做减法，不再控制生产要素，权力下放，市场做加法，建立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等，让各个要素能平等竞争，自由流动。

当然了，这中间有个过程，咱们国家向来讲究稳打稳扎，摸着石头过河，不像俄罗斯那么虎，一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休克疗法差点把自己送进棺材。

大家知道，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元年，当时提出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具体怎么搞，大家都没什么思路，只不过民以食为天，既然都吃不饱饭，那就先从农业开始。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把土地使用权下放给农民，种粮食还是种蔬菜，农民自己说了算。前面说了，这个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一种手段，只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就是市场经济。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是不断放权，给国企放权，给地方政府放权，放开价格管制，本质都是增加市场的比重。

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理论是1992年的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化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家体会一下市场化改革的执着。咱们现在提的“全面深化改革”，其实还是围绕这个“决定性”做文章。

您可能要问了，改革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一直都在改，改到啥时候算个头？

是的，还需要改，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咱们国家现在市场化程度依旧不够，政府和国企在经济活动中比重太大，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都跟这个有关。

比如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问题，根源在于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具体来说，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大头被中央拿走，地方政府要养公务员事业编，还要修桥铺路搞发展，钱从哪儿来呢？环顾四周，唯一能做文章的就是土地了，于是纷纷学习香港，搞土地批租，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卖地。先是深圳试点，然后是内地跟风。

城市土地用完了怎么办？那就从农村想办法，农村土地本来是集体所有，但是地方政府有征用的权力，随便给个补偿款就变成国有，转手卖出去就能赚十倍，买卖不要太划算。改开以后城市面积一直在扩大，其实占的就是周围农村土地。

国家担心卖的太疯狂，影响耕地红线，所以把建设用地审批权收回中央，但这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对地方情况不了解，规划不可能完全合理，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需要大量土地，但是手里指标不多，有限的土地又要盖厂房，还要盖商场和住宅，土地供给不足，推高地价，带动房价水涨船高。当然了，这个过程也免不了地方政府推波助澜，毕竟地价上涨，他们是第一受益人，咱们的高房价很大一个原因就在这。

西部地区本来没有没啥用地需求，但是政府要发展，算来算去手里只有土地这张牌，所以有样学样，也跟着东部卖地。问题是同样一个商场在东部可能一天人流量20万，在西部一天只有2万，营业收入可能都赶不上水电费，这就造成资源浪费。

如果卖地只是为了平衡财政还好说，问题是中央考核地方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GDP，早先的说法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发展经济。但是大家琢磨一下，这事其实扭曲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政府当好守夜人就行了。但是上头要成绩，要让数据好看点，最好的办法那就得亲自下场，这又会造成一系列问题。

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拉动GDP最能见效的办法就是搞基建，城市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成绩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带动就业，加上中央也鼓励地方通过基建拉动经济，所以铁公机和各种高楼大厦纷纷上马。

但是前面说了，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手里钱也不多，搞建设需要资金，钱从何来？

只能靠贷款。本来像基建这种项目，周期长，回本慢，银行应该是躲着走。但是咱们的银行基本都是国企，跟地方政府本来就沾亲带故，加上抵押物都是土地这种硬通货，在房地产上行周期，土地一天一个价，那就是最好的抵押物，所以银行没啥风险意识，大手一挥就把钱批出去了。

这事在发达地区问题不大，一方面他们是班里成绩比较好的，税收就是一大笔收入，有钱，不愁还债。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基建见效快，回本周期短。比如商场只要有人流量，几年就回本。地铁，车站虽然盈利困难，但是能吸引企业和人口流入，人流又能带动消费和税收，所以他们的债务问题不大。

西部地区就不一样了，贷款搞建设热火朝天，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建成以后没有人流，很多建筑光鲜亮丽，进去一看空空荡荡，回本遥遥无期，税收又不够还债，债务到期只能借新还旧，债务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房地产热火朝天的时候还好，抵押物值钱，银行和地方政府账面都好看，一旦房地产进入下行通道，银行不但收紧贷款，已经放出去的也得尽快收回来，没有持续输血，地方财政立刻就捉襟见肘，这就是地方债务问题的由来，也是为啥各地都不愿意让房价下跌，房价连着地价，而土地就是他们的摇钱树和救命稻草。

而且这种逼着地方政府搞建设的模式还会造成重复建设。比如咱们的汽车行业，大家应该有印象，2001年入世以后，能叫的上名的国外品牌都进入中国搞合资，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本地企业，一般都会给政策支持，最简单就是本地出租车使用本地汽车，厂商养活了那就可以贡献税收，只要绩效考核能拿到A，管你是不是重复建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国当年汽车市场百花齐放，遍地合资品牌，外资倒是合适，雨露均沾，大家都挣的盆满钵满，咱们国内留下一堆零散厂商，内部商战打的火热，便宜了老外。

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也是各种无底线操作，比如当年的三鹿奶粉，当地的监管机构早就发现了，只不过三鹿是税收大户，必须得保护好，所以各种遮遮掩掩，想把这事瞒混过关。还有当年的鸿茅药酒事件，有没有虚假宣传不重要，乱说话伤害本地企业那就是不行，跨省要给你收拾了。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打起来，谁对谁错先不管，先把自己孩子保护起来。这个毛病就非常明显了，如果按照市场规则，这种带病生存的企业本来应该被淘汰，但是当地政府无底线庇护加持续输血，让他们吊着一口气。问题是生产要素是有限的，他们占了资本，占了劳动力，其它生长健康的企业就没法发展，从全局来看，这就是资源的浪费。

最关键的是这种政府对经济强力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限制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又连着就业。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的民营企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政府和国企开展工作，比如投资基建，政府不会亲自下场，肯定是委托城投公司操盘，城投公司就是个总包商，他把工作分解以后层层分包，这就可以养活一堆本地小企业。有些民营企业主要就是接政府订单，比如有一些IT公司，主要客户就是各地政府。还有一些是国企的上下游供应商，承担国企自己不擅长或者不愿意干的工作。这些民企的共同特点是依赖于政府投资，政府节衣缩食，他们也得跟着饿肚子。大家都知道，解决就业的大户还是民营企业，这两年的就业一年不如一年，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没钱，连带这些企业没法开工。

有些民营企业看起来跟政府没啥关系，其实他们能不能做大，还是跟产业政策有关系。比如咱们的新三样，就是国家扶持出来的。这类民营资本主要看国家风向，方向明确他们就一窝蜂跟上，一旦产业政策不明朗，他们就收缩阵线等机会。咱们现在处于转型期，方向明确的都干过一遍了，未来怎么干谁都说不清楚，这些资本也就暂时不动了，这也是为啥这两年银行存款屡创新高，长期国债备受追捧，没啥好的产业可以投资，资本只能趴着不动。

剩下的民营企业本来就不多，生存环境还很恶劣。这个也好理解，资源都给了政府、国企和周围的小伙伴，他们只能从剩下的资源里捡点边角料。

最典型的就是生产三要素里的资本，民营企业融资真的是非常难。大家知道咱们国家是间接投资为主，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但是银行大部分都是国企，天然就倾向于把资金贷给政府和其它国企。而地方城投公司为了募集资金，往往高利率发行债券，银行买政府债券收益高又没风险，肯定愿意躺着挣钱，民营企业只能出价更高才能拿到资金。特别是一些小企业，没什么值钱抵押物，银行融资这条路基本就被堵死了。

再说劳动力，其实大家这两年也能看出来，考公和进体制成了香饽饽，央企国企吸收了很多优秀人才，大家都看重国企待遇好工作稳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两年趋势非常明显，很多央企和研究所之前很难招到985毕业生，现在看看那些头部央企校招，随随便便都能找出很多清华北大。

那您说这些人进国企有有问题吗？

对个人来说，确实没啥问题。但是要知道，国企的高工资来源于垄断收益或政府补贴，理论上来说，国企是国家所有，这些利润都是全民所有，给老百姓打工正常拿工资没问题，但是你用利润给员工谋取各种福利，高管还都拿高薪分红，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而且人才都奔体制内追求稳定，民企的发展咋办呢？要知道创新阶段，正需要民企冲在前面，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爬坡成功，在国际上能打能拼的企业，基本都是民企，你把人才都抽光了，他们还咋创新？

还有咱们现在一直说的消费问题，老百姓不消费跟勤俭节约关系不大，主要是手里没钱，说到底是个分配问题。

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分配跟你在生产活动中的投入有关，这其中不光是劳动力投入，还有资本和土地。

劳动力投入好说，比如你上班拿工资，这是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听起来玄乎，其实也好理解，比如你投资买了房子、理财或股票，这些资金其实最终还是会投入生产，所以也是资本的一部分，得到的收益就是资本所得。土地收益主要指农民，他们把宅基地或者自留地贡献出来搞生产，理论上也应该得到一部分收入。

现在的问题老百姓没有从生产中拿到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而这事也跟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有关。

比如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就得要招商引资，那就得给拿出足够的优惠，压低劳动力成本就是一个选项。所以早先农民工很苦，十二小时连轴转，工资就一点点，五险一金更是别想。本来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政府职责，但是政府天然亲资本，企业跑了谁来交税？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富士康当年七连跳，其实就是这个背景。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你给公司创造100万的收入，本来应该拿10万的工资，但是公司只给你两万，除去吃喝拉塞，也就没钱消费了。

至于资本收入，主要问题是没啥好的投资渠道，股市债市都是一潭死水，只能通过银行投资理财。但是银行在金融市场是垄断的存在，吃了存款吃贷款，所以老百姓存款利息不高，企业贷款利率却很高，中间的差价都给了银行，早先银行体系待遇高的惊人，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资本收益并没有按比例分给老百姓。经济增速每年十个点，你的投资收益只有两个点，消费水平跟不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土地收益更不用说了，农村土地本来属于村集体，征地以后农民就算是永远失去所有权，给的补偿又远远抵不上地价的增值，农民拿不到几个钱，却要承担地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收入更不够看了。

大家能看出来吗？现在咱们碰到的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消费不振还是就业困难，本质上都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比太高，土地、资本、劳动力不能完全实现市场配置。

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既然这么多问题，为啥早些年能高歌猛进，这几年却步步艰难呢？

主要是发展阶段不同。

早先咱们是追赶阶段，前面有成功案例，抄作业就行，方向是很明确的，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问题不大。

比如咱们都知道中国早先的经济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出口产业从最开始的服务衣帽、到后来的家电，再到手机、电脑，这个产业链其实都有清晰的学习路径，东亚四小龙就是这个模式，照做就行了。

事实上，当时总设计师也确实去日本、新加坡考察，很多方法都是直接翻版，包括那个土地财政，其实学的是香港。

等产能上来以后同步搞基建和房地产，依靠投资拉动经济，这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这方面咱们还有优势，早先基建基础差，一张白纸好做画，随便修条高速就能疏通血脉，城市化刚开始，地铁、商场、住宅只要盖起来就有效果，学术点的话说，投资收益率比较高。

而且咱们有重工业基础，产业上没有明显短板，可以多点开花，政府主导在多个行业尝试，效果都能立竿见影。

这就像一个身形健硕、智商情商双高，而且还肯下功夫的年轻小伙，一直被扔在穷山沟里出不去，虽然潜力无穷，奈何没有机会，天天只能对着羊群发呆。现在被带进大城市，小伙子五项全能，随便干点啥都比在山沟里强，所以在一边在工地搬砖，一边上在职大学充电，怎么看都是上升期，原来在穷山沟里沾染的坏毛病也就不太明显。

不过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碰到瓶颈。比如按照东亚发展模式，低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得搞产业升级，四小龙都是这么干的。但是他们当时的升级得到美国老大的默许，他们体量小，又是小跟班，好拿捏，所以升的比较顺利。但是咱们体量太大，上一个台阶就会威胁金字塔的平衡，奥巴马不是有各说法嘛，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就是全球灾难。这个其实在他们美国精英圈里是共识。

而且中国是五常之一，还是核大国，咱们势头要起来，美国是掌控不住的，所以美国积极打压，不仅高端产业卡脖子，甚至原来一些低端产业也都往印度越南转移到，想把我们彻底赶下车。

当然了，有一说一，就算美国不管，低端产业转移也是趋势，毕竟国家发展，老百姓收入增加，劳动力优势就没了，成本上升，那些出口企业自然会把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不仅外企在转，咱们国家的企业也在转，所以出口面临很大问题。

这个倒不是说出口总量下降，主要是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低端制造品变成了电动车、光伏、锂电池和机电产品，这些行业好是好，但是跟低端制造业比起来，解决就业的能力就差了很多。所以现在的出口受益者是一小部分人群，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端劳动力没拿到好处。

当然了，这种升级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得升级，咱们不可能一直搞血汗工厂，这也不是咱们改革开放的初衷。但是产业升级就面临失业问题，高端制造业天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以后，原来那些人咋办呢？

而房地产和基建已经发展的差不多，再搞就是重复建设，象贵州水司楼和荆州关公像这种工程都上马，可见实在没什么可发展的，很多城市道路街道都已经翻新了好几遍，也真没没什么好干的。问题是基建一停，拉动经济的第二驾马车也歇菜了，前面说了，很多民营企业就是靠政府投资活着，这块没了，又有一部分人要失业。

所以现在整体情况是发展碰到问题，但是又没有作业可以照抄，所以政府再主导意义不大，反倒是前期发展阶段掩盖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想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所以要继续深化改革，增加市场经济成分，挖掘市场力量。

当然了，咱们也不是盲目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每一项政策都有具体目标。

比如说咱们前面说的基建重复投资和地方债务问题，根本原因是土地要素垄断经营，地方政府都有卖地变现的冲动，国家规划又不能精准定位，所以造成东西部用地失衡。落后地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强行上马基建，白白欠了一屁股债。解决办法就是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容许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绕过地方政府这个垄断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土地价格就能更市场化。公报里“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是这个意思，本质就是把建设用地的经营权从地方政府手里下放给村集体，地方政府手里没有土地，也就不会疯狂卷基建了。而且这个权力下放的过程本身也是市场化的一部分，包括明年五月份要实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也是为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做准备。

至于城市土地，国家规划也有了标准，“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以后地方拿PPT讲故事是不行了，你有多少人口就给你批多少地，靠卖地补贴财政也没那么好操作了。

消费不振还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前面说了，老百姓收入并不完全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以公报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个核心就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对这些要素的控制，比如前面说的农村土地入市交易，就是把土地的收益还给村集体。金融行业要打破银行垄断地位，发展其它融资渠道，让老百姓的资本所得能追上经济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股市，公报里说“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就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资本收入。

就业问题主要依靠民营企业，解决办法就是提高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把国企、民企和外企拉到一个起跑线上，公报里说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对咱们前面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公报特别提到“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此外就是减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现在地方政府对民企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如果经济形势好，大家都有钱赚，那就是一片祥和，一旦地方政府缺钱，第一个开刀的就是民营企业，最常见的就是拖欠工程款，你苦哈哈干了三年，结账时候人家一句“走流程”就给你打发了，这一等又是三年，你还没啥办法。还有更狠的，地方政府缺钱就找民营企业打饥荒，让你各种赞助，敢拒绝那就安排工商消防天天上门，几天就把你生意搞黄了，这个只能依靠法制，所以公报说“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至于因为产业转移丢失的工作岗位，关键还得创造一些新行业，提供新就业机会。这个靠国家统筹是没办法的，只能是市场化解决，城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咱们可以看看现在灵活就业三大件，外卖，滴滴，快递，没有一个是政府规划出来的，都是自发形成，而产生的条件就是城镇化和人口聚集。而且咱们现在城镇化的问题是过度投资，很多城市建的很漂亮，地铁，公园各种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但是没有人口，基本就是空城，这属于典型的公共资源闲置，没有人口聚集就没有经济聚集，城市建的再大也没有用。所以公报里说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主要是解决城镇化快于人口聚集的问题，如果能利用现有的城市资源把人聚集起来，各种思想碰撞，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服务行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解决重复建设问题主要得靠统一大市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地方政府各自为战，各算各的账，为了拉拢企业入住，各种无底线给出优惠条件。比如内陆地区物流条件比不上东部地区，那就免费送土地，营商环境不好，那就降税收，这就让一些本来应该被淘汰的企业也能苟延残喘，地方政府倒是合适，但是从全局看，这就是资源的浪费。所以公报里说：“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不能人为干预要素价格，让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市场化配置。

当然了，一步到位比较困难，现在的办法是在区域做试点，比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各自先做一体化，只要要素能自由流动，分工就会自然形成，原来你生产汽车，我也生产汽车，互相往死里卷，如果实现市场统一，你生产发动机，我生产轮胎，他负责组装，这一个区域就会形成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这又会吸引其它汽车厂商入住，慢慢这个区域就会在汽车产业形成竞争优势。而且都是同行，大家聚在一起，很容易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也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公报里说“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文末随便说两句，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在说市场化的事，那是不是未来政府和国企就没用了？也不是，其实三中全会的主题已经点出来了，目标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啥意思呢？其实发展经济一直都有两个思路，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派，讲究计划多一点，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随时纠偏，还有一派是自由经济派，讲究市场多一点，政府就应该少干预，有问题让市场自己调节。

这两派在国内也各有领军人物，经常在各种场合互相辩论，这个是经济学的路线之争。不过一旦陷入“选边站”就很容走极端，吵来吵去最后就把“市场化”变成了改革的目的，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其实这个不对，计划或者市场都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不管哪条路线，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好办法。

懂了这个也明白了“中国式”的意思，我们的经济政策不会选边站，经济学家说再多理论也没有用，就看你的药方对症不对症，市场能解决问题就用市场，计划管用那就上调控。说到底我们的现代化不会照搬别人，我们的模式也不会向外输出，这个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一贯思路，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也是咱们前四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所以未来政府和国企还得发挥作用，这个公报里说了，两个“毫不动摇”，国企和民企两个都要，国企还得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政府也不是说就撒手不管了，还得提高治理水平，维护市场公平法治。

说到底，像咱们国情这复杂的国家，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王安石当地方官的时候一套改革弄的风生水起，等他当宰相全国推广的时候就是一地鸡毛，无他，中国太大了，地方情况五花八门，没办法一招鲜吃遍天下，所以改革也是个长期过程，总得先试点再推广，发现问题迅速修正，一边清理路障，一边前进，只要坚持问题导向，路就不会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