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哪些神秘的人物？
在某一时期，公认刘少奇是教员的一位坚强助手。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
在此之前，刘少奇顶着军方的巨大压力，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因此太原一沦陷，刘少奇才能在侵华日军和国军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迅速抓住宝贵的华北政权真空期，快速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
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就成功拿下了华北敌后政权，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让八路军一口吃成了胖子。
经过刘少奇在华北这一年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教员在洛川会议上有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的正确性。
至此，以王明为主导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以运动战为主”，轻视敌后游击战争，不愿意放开手发动群众的主张和观点，彻底破产了。
教员趁热打铁。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教员称这次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基本上把正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下来。
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上，算是基本倒台了，而他主持的长江局也被取消，分拆为中原局和南方局。
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都归中原局管，主要范围就是长江以北和陇海路以南；
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大后方的领导工作，项英继续担任东南局书记。
在这次大会上，延安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
而刘少奇从北方局书记变成中原局书记，自然也就意味着，发展华中的重任也交给他了。
教员只给了刘少奇半个月时间的准备，就让他同李先念、郭述申、朱理治等几十名干部，分乘四辆大卡车，告别延安，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华北。
由于华中局势太过复杂，刘少奇出了延后后，就一直用“胡服”这个假名字，鲜有人知其真名姓。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莫负志。
胡服这一去，只做事，不求名。
01
跟刘少奇一同到华中的人中，有李先念。
李先念这个人不仅有才华，革命信念还非常坚定。
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带着残部突围，到达了新疆，随后在新疆迪化学习。
在迪华，有人曾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苏联？”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去延安。”
1937年12月，得到陈云批准同意，李先念乘坐飞机来到了延安。
1937年，李先念一行回延安（右二）
赶得不巧，李先念到达延安后没几个月，张国焘就叛逃了。
他这个四方面军的总部首长一叛逃，原四方面军的人可就惨了。
当时，正在延安学习的四方面军军政干部们可谓是人人自危，搞出不少事，李先念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但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学校里的学员们基本上都安排了工作，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彼时，由于八路军编制很少，缩编严重，干部们降一两级是很正常的，但要知道，李先念此前在四方面军可是第30军政治委员，那个时候他才24岁。
李先念在四方面军的时候备受重视，当年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硬塞都要把李先念塞到政治局委员名单里，人才难得。
结果，李先念啥错误都没有犯，因为领导出了错，自己就要受牵连从军政治委员一下降到营长，连降6级。
一般人碰到这个事，真不容易接受。
但李先念的回答很干脆：“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碰到不幸事，谁都有千言万语，谁都欲哭无泪。但不要诉苦，莫道苦者终盛，人敬矣。
后来教员知道了这个事，大呼不公平，就找到李先念，问他到底是咋想的？
李先念讲：“只要是干革命，当班长、当战士、当伙夫，我也愿意干。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牺牲了那么多，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计较职务高低呢？”
这话说得非常有水平。
教员听后很高兴，赞许地说：“你讲得有志气，有风格。”
随后重新给李先念安排了工作，让他跟着刘少奇去华中，去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相当于从营长升为旅参谋长。
教员的这个决定可不是随意定的。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是高敬亭，他是原四方面军的老人，当年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突围出去，他留下来打游击，硬是在敌人腹地拉起一支队伍，很不简单。
但高敬亭这个人，也是新四军内部有名的刺头。
教员把李先念这个政委安排到四支队，是希望四支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来果不出教员所料，高敬亭的四支队出了大事，但这是后话了。
李先念并没有跟高敬亭碰头。
因为刘少奇跟朱理治都觉得李先念是个人才，半路上，就琢磨着要把李先念留下来。准备让他独当一面，在豫鄂边带队伍。
刘少奇当时的分量很重，他一要人，教员立马就给了。
02
当时，刘少奇一行人经西安，到达三门峡渑池，随后抵达驻马店确山县。
这条路线是延安通往华中的交通线。
刘少奇到了华中后，才知道，以前王明主持长江局时，打粮食的正经活是一件都没干。
华北的敌后工作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结果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连头都没有开。
民众没有武装，政权也没有取得，要干部没干部，要部队没部队。
华中的地方党组织，还是王明此前极力灌输的老思想，对游击战争战略仅限于了解。
这意味着，刘少奇要从荆棘密布的荒地中，硬生生打开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任务十分艰巨。
这个局该从哪里开始破呢？
东南局的项英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并不愿意向华中发展，导致华中的局势发展，远远落后于华北。
1938年底，新四军只有一两万人，而且散乱在大江南北，虽然跟抗战之前相比有发展，但跟八路军一年发展到50多万人，华北发展到80万多党员相比，可谓是原地踏步了。
新四军和华中这点人根本不足以撑起华中的大局。
而项英这个人比较保守，他此前跟教员和刘少奇都不太对付，教员的意见，项英都不太愿意听，更别说刘少奇了。
哪怕刘少奇有大才，可手里得有资源才能干事啊。
或许是已经预见到了，跟项英不太好配合，所以刘少奇才把李先念留下来了。
当时，刘少奇在三门峡把附近几个县的县委都召集来，开了一个多的月会，传达了六届六中全的精神，顺带讲明白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打法。
随后他带着李先念等人到达驻马店确山县竹沟，在这里设计指导华中的发展战略。
刘少奇的步调非常稳，也擅于利用手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缺部队就拉一支部队出来。
刘少奇交给李先念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带着160人的初始资源，往湖北中部发展。
你没听错，刘少奇作为中原局的老大，也只能掏出来160人的部队，这里面还包括他的警卫员、医生、报务员等。
条件是困难了点，可刘少奇定的业绩指标并不低，他给李先念定下了短期内拉起一支不低于5000人部队的任务。
李先念没有任何抱怨。
1939年1月，他率领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进入鄂豫边区，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李先念没有项英等人的顾忌，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根本不鸟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限制和束缚。
李先念一路南下，一路整编散乱的抗日力量，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
03
李先念只是刘少奇的一个布置。
刘少奇从延安到达华中的时候，武汉已经沦陷了，这也是刘少奇在三门峡绳池待了一个月的原因。
他要观察侵华日军下一步的动作。
当时延安方面估计，侵华日军在占领武汉后，可能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把平汉路全部和陇海路全部都纳入控制之中，整个河南也都将沦陷。
所以刘少奇在渑池待了一个月，为开展河南的游击战争做准备。
同时，教员给了刘少奇一封信，让他等待彭老总，随后一起去洛阳拜访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商谈后续的合作事宜。
结果，小鬼子在攻下武汉、广州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反而抽调力量开始往八路军所在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
这预示着，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刘少奇在华中待了三个多月，只来得及安排皖东、江北的一些布置，发展了十多支游击队，随后就被教员叫回延安了。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延安需要开会进行详细讨论，今后华北的工作布局，以及讨论全国的工作该如何展开，所以刘少奇必须得回去参加会议。
但刘少奇这次在延安也没有待多久。
1939年3月份，刘少奇又回到了延安，期间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9月份就离开了。
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华中的局势快要控制不住了。
再让项英搞下去，整个华中的战略布局都要被彻底打乱。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小鬼子把目光放在了敌后，老蒋也把矛头对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9年1月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作出了与延安作积极斗争的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
会后国民党成立特别委员会，并陆续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问题处置办法》等密件。
在这种压力之下，先是新四军内部出现了大问题。
1939年5月份的时候，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对向皖东发展的指示有顾虑，不服从指挥，按兵不动。
不仅如此，他手底下的一个团长和团政委还带着两个班叛变投敌了。
一直对高敬亭严防死守的项英和叶挺，总算抓到了机会，要枪毙高敬亭，还把枪毙的意见拿给老蒋裁定。
老蒋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必须枪毙，立马枪毙。
高敬亭在南方打游击，老蒋动用了17万人，打了3年，都没搞定，如今却主动送人头上门，实在荒唐。
高敬亭确实不太服从指挥，是个刺头，而且此前陈昌浩还给他写过信，想投奔他，再加上张国焘叛变后专门搞诱降工作，上面也确实不放心四方面军出身的高敬亭。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遇到困难了，宁愿开掉底层员工，也不轻易开高管的原因。
并不是留高管有什么好处，而是开掉高管的危害太大。
这就叫利害关系，一个人并不一定能帮到你，可他能危害到你，那你就得小心点。
而高敬亭他自己也有点问题，小辫子太多了，还出了部下叛逃这档子事。各种矛盾激化之下，弄出了这一冤案。
其实如何处理高敬亭，上面已经给方案了，上策是把高敬亭送到延安学习；中策是把四支队升为纵队，另派一个同志负总责，给高敬亭一个副职；而撤销高的职务是下策。
结果出来一个下下下策，把高敬亭杀了。
除了高敬亭这个事之外，在国军的有意打压下，华中还发生了一系列惨案。
影响最大的就是平江惨案。
04
1939年1月，老蒋把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从皖南前线调到他认为革命党活动最激烈的湖南平江。
从历史角度来看，平江这个地方，确实是老蒋的一块心病。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有平江团防参加，发动30万农军“二月扑城”是在平江，彭老总跟黄公略发动起义也在平江。
而这次新四军把留守处又设在了平江。
因此，尽管平江属于抗战大后方，可老蒋依然要把杨森部队调到平江，目的就是要围剿平江的新四军军政人员。
这个杨森跟红军有很深的恩怨，早就想报复了，这个恩怨还是张国焘弄出来的。
杨森是四川军阀，当年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撤离后，建立了川陕根据地，跟四川军阀打过交道。
当时，四川的大军阀是刘湘，而杨森他们就想跟红军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刘湘，张国焘也表示，可以利用四川军阀内部的矛盾，就跟杨森搭上了线。
杨森是很有诚意的，派人来谈判的时候，就连刘湘他们对付红军的电报，都拿给红军看。
结果张国焘不讲武德，在跟杨森谈判的时候，不顾徐向前他们的阻拦，非要下命令偷袭杨森部队，导致双方结了仇。
这档子事，老蒋也知道，所以故意把杨森调过来包围平江的新四军。
杨森下手非常狠，接到老蒋命令后，杨森部对平江的新四军赶尽杀绝，还采取了活埋等手段。
平安惨案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教员非常生气。
1939年8月下旬，延安专门就老蒋搞反共摩擦，制造各种惨案的现象，召开了会议，会议连开了4天，最终决定不能再继续退让，否则将坐以待毙。
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另一个条是巩固发展壮大自己，以实际力量打破国民党的反动。
人人都会愤怒，但人人都有的东西也意味着没有价值，实力才是稀缺品。
华中的发展一定要加快，要把华北和华中连成一片，这是当务之急。
明摆着，项英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刘少奇只能再次出马。
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再次南下前往华中，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这一次，刘少奇没有停留，直接赶到中原局在驻马店确山县竹沟的工作地点，十月初就到了竹沟。
刘少奇到地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搬家。
他预感到，国军的打击可能很快就会来，要尽快把中原局的办事人员和机关撤离竹沟。
不出刘少奇所料，十天后，国军就偷袭了竹沟。
然而由于时间太短，还有两百多伤员和家属没有及时撤出来，全被敌人杀害了。
05
上次陪刘少奇南下的是李先念，这次陪刘少奇南下的是徐海东。
教员给他安排的这两个人，都是为了解决高敬亭的问题。
跟四方面军有关的事，想来想去，还是派徐海东去比较合适，也只有他才能压住场子。
当时，徐海东的病情比较严重，理应留在延安修养的，但时局需要他，革命需要他。
刘少奇这次出山，压力很大，他急于把华中的情况搞清楚。
在竹沟做了一番布置了，他没有停留，经过汝南、项城、沈丘，在11月4日到达在敌后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
第六支队是彭雪枫在1938年9月从竹沟出发，朝安徽、江苏、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发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发展到7个团7000多人的规模。（这个时候还叫游击支队，1940年2月改称为第六支队。）
刘少奇到了后，借着十月革命纪念日，检阅了第六支队。
彭雪枫的部队建设，让刘少奇眼前一亮，非常高兴。
刘少奇这个人确实有战略眼光，仅通过这一路而来收集到的材料，他便已经对华中的未来有了规划，立即下命令：
“在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因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尚有两个大队在陇海路以南活动 (主力已过路北)。
集中力量创造永夏、萧、宿四县根据地，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巩固部队继续扩大主力部队。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于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
刘少奇锁定苏北，把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重点，跟教员的想法不谋而合。
苏北就是徐州、宿迁、连云港、盐城这一带，这个地方资源丰富，盛产粮、油、盐等物资。
这些地方都是敌后区域，没有国军的政权。
最为关键的是，苏北跟华北山东相接，拿下了苏北，就能让华中和华北连成一片，这样在全国范围里看，才具有战略意义。
但这个事不容易办成。
苏北是战略要地，徐州会战的时候，国民党韩德勤带着89军在苏北一带活动，随后驻扎在兴化、东台，靠近江苏泰州一带。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韩德勤在苏北跟日伪军达成了某种默契，双方都开始针对附近的新四军。
而韩德勤的位置很微妙，就卡在新四军朝苏北敌后发展的关键道路上，是第三战区顾祝同放在苏北的重要棋子，他俩是保定六期的同学，私下关系非常近。
顾祝同待在皖南军部屁股后面，而韩德勤则驻扎在苏北的关隘，把新四军锁死在了江南。
所以跑到江北的新四军，只能在安徽东部，滁州一带活动，根本进不了苏北。
彭雪枫的部队在淮北一带活动，是未来从皖东地区攻入苏北地区的重要力量。
因此刘少奇给了彭雪枫很大权力，把淮河以北和陇海路以南的部队指挥权，都给了彭雪枫，对他寄予厚望。
李先念当时活动的位置，在武汉附近。
他带的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是湖北和河南，湖北和安徽交界的那一带，跟苏北还隔着一个安徽。
后来李先念在中原拉起5万人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来了一出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序幕，这是后话了。
当时，刘少奇给这两个人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让他俩在划定的地区里，把所在地区的武装力量都归纳起来，组建强大的部队，建立政权。
项英在皖南憋了几年都没有做成的事，刘少奇来了后，挑了两个主力干将，就把这个事干了。
这么大一块地盘等着新四军去收复，这么多人口和抗日武装等着新四军去领导。
结果项英被老蒋吓唬住了，认为到江北和苏北发展的机会不大，动都不敢动。
问题并不在有几成机会，而在于能不能把握机会。若是真的能完全把握机会，一成机会也已足够。
刘少奇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善于把握机会。
安排完彭雪枫后，刘少奇跟徐海东马不停蹄，立即赶往皖东，深入敌后。
06
刘少奇是高明的领导者，有条不紊的推进着自己的计划。
12上旬，刘少奇跟徐海东到达新四军位于定远县的江北指挥部，邓子恢、张云逸等人在这里恭候多时。（江北指挥部原先在庐江）
到了皖东后，刘少奇才发现项英存在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皖东是向苏北发展的桥头堡，也是华中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这附近有津浦铁路，是八路军最应该占据的地方。
八路军要是在皖东有大发展，很多战略就可以展开了。
可惜的是，虽然张云逸、邓子恢在这里初步展开了，可时间太晚了，而且也没有决心建成像模像样的根据地。
皖东没成绩，导致华中的发展处处受限。
皖东和苏北没有发展起来的责任，军事方面的责任项英有一份，而地区党组织无发展、农村地区群众组织工作无进步的责任，王明难辞其咎。
武汉还没有沦陷，王明就过来主持工作了，结果只交出来这样一份成绩单，啥也不是。
当年太原沦陷，国民党和地方势力都往外跑，刘少奇却带着一帮人往里面冲。
而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沦陷后，王、项等人却组织人一块往大后方撤，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也不怪刘少奇后来批评原先负责华中工作的同志，党性不够纯洁，无组织无纪律。
193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作为南方局书记，受教员嘱托，专门去了一趟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并跟项英交待三条发展原则：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周恩来的话说得非常明确，你们害怕搞摩擦，处处受限，那就组织人去最艰苦最危险，国民党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发展。
张云逸和邓子恢就是执行了向北发展的命令，带着四五支队来到江北。
然而项英是虚晃一枪，抽调了部分部队过江后，就不敢放手发展了，畏手畏脚，还搞什么“精兵主义”，不让江北部队放开手脚。
刘少奇是个明白人，在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上，直接点出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抗日根据地。
项英的思想确实太过落后了，跟不上时局的发展，思想上的落后，也导致皖南新四军失去了主动权。
好好的新四军，分散成了四大块，项英带着军部守在皖南，不愿意离开山区；陈毅带着第1、第2支队在江南建设茅山根据地；
而张云逸他们带着第4、第5支队在江北沿着津浦铁路两侧展开，活动于安徽东部和安徽北部。
还有谭震林带领的第3支队，在皖南抗日前线铜城和繁昌一带活动。
这四个部分，分散在大江南北，江北有指挥部，江南有指挥部，皖南还有军部。
不仅分散还各有想法。
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向北，而东南局书记项英感到压力大，则要求已经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重返江南。
擦屁股的事最难干，可事情摆在这里，总不能让其继续坏下去。
刘少奇到皖东后，看到这个情况，根本没给项英留脸，当着中原局委员和张云逸他们的面，直接讲项英不行。
随后，立即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发展，也不是向西发展，更不是向南发展，而是向东发展。
向东进入苏北地区，创造苏北根据地才能有大发展，才能跟华北连成一片，才能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真正出奇兵。
以前的指挥都不知道在干嘛，东一块西一块的，一旦日本投降，按照现在的局势，都要被敌人一口吃掉。
也不怪刘少奇生气，抗战都打了两年了。
结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新四军连主要发展方向都没确定下来。
华中原本是有机会一口吃成胖子的，在给延安的电报里，刘少奇讲了详细分析：
“在武汉失守前后，大约有好几个月时间，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我们是失去了历史发展这种特殊的窘迫。
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的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
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如四五支队扫敌东进至苏北，则后方难联络，皖东即会失去，且对苏北地区不熟，不一定能立足，太冒险。
因此，以依靠豫东、皖东北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后，并可与山东联系。
我们在淮阴以北发展，立定脚跟后，即可向南发展，即可配合七八两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北发展。”
发展华中的任务并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才派了刘少奇来。
在政治上，只有成功的计划才称得上绝招。一切没有用处的意念都叫做胡思乱想。
但刘少奇的这个计划失败了。
07
1939年12月，小鬼子和韩德勤都看到皖东地区新四军的威胁。
一个怕新四军在津浦铁路线搞破坏，一个怕皖东地区的新四军对苏北韩德勤造成威胁。
12月下旬，小鬼子突然从南京、明光、蚌埠地地区出动几千人，聚集到滁州、全椒一带，对新四军皖东驻地发动进攻。
随后韩德勤五个团的兵力向皖东地区推进，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派了一支部队包夹皖东。
小鬼子和国军都不想让新四军好过，这是刘少奇发展苏北根据地计划受阻的外因，而内因很简单，项英不同意。
当时，刘少奇把自己的计划也同步发给了项英一份，延安方面批准了这个计划，而项英则答复：“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
不管你咋说，人家就是不愿意去苏北。
这也并不是项英故意捣乱，他认为这么做太过冒险，既有军事上的危险，也有政治上的危险。
归根到底，他还是没能克服王明那一套。
思想上有束缚，行动上就表现得畏手畏脚。
跟刘少奇独立自主的放手发展相比，项英非常“老实”，老蒋让干嘛就干嘛，缺少主动性。
陈老总原先也是这个思路，想要先发展江南，没有深刻认识到苏北在全局的战略地位，也没有看到更远的将来，苏北和华北连成一片后的重要性。
就好比是下围棋，一片棋活了之后，剩下的棋跟这块活棋取得联系后，就能活。
苏北先跟华北这块活棋搭上线，华中的其他棋再借助苏北这块棋，也就跟华北搭上线了，这样华中的全局才能活，后来李先念中原突围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陈老总认识到了苏北的重要性，认可了刘少奇的计划，下定决心要去苏北发展。
为了打开苏北局面，陈老总命令陶勇和叶飞两个主力团渡江，先去苏北抢占滩头阵地。
结果项英却要求把这两个主力团还给他，让两部重新回江南。
项英的各种表态就好像在说，我有的我的计划，把主力团还给我，剩下的事你们想咋干就咋干，我不掺和你们，你们也别来指挥我。
计划被内外因素联合搅和黄了，刘少奇只能跟延安打报告，目前去不了苏北了，我们要先巩固发展自己。
工作中，遇到故意使袢子、不愿意配合的同事，是常事。
但革命党人，可以有不同意见，却不应如此无组织无纪律。
一向重视党纪党规的刘少奇，这次是真生气了。
08
刘少奇在中原局会上直言不讳，针对项英反对“人、枪、款主义”等思想大批特批。
什么是人枪款主义？
1938年底，陈老总跟粟裕到江南后，研究决定就地组织游击队，打击土匪，发动群众，拉队伍，筹备钱款。
但项英不同意，说陈老总是“人枪款主义”，而他自己却在宣传刊物上大讲特讲“精兵主义”。
陈老总回怼项英：“我们没几个兵，怎么精啊？新四军就像一个还没发育的小孩，不补充营养怎么行？”
项英谈精兵主义，其实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下的产物。
老蒋不让其发展队伍，把新四军人数卡的很死，动不动就搞一个清查团来新四军点兵，瘦的不要，矮的不要，挑肥拣瘦之下，就把新四军的编制减下去了，老蒋此前经常用这一招对付地方军阀。
项英被老蒋这一套吃得死死的，生怕被抓住了把柄，惹出大麻烦，不敢扩充兵员。因此才大讲特讲精兵主义。
别人不发军饷，还不让你去发展，你却真的老老实实照办了，自己照办就算了，还反对其他人“招兵买马”，这就过分了。
刘少奇讲：有人反对招兵买马，打日军要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
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就要向他人伸手要饭吃，别人不给你，可不是越打越被动。
刘少奇还对一个现象非常有意见，他到华中后，问地方干部为啥没有大发展，为什么不敢发展？
干部就跟他强调“情况特殊”，这也是项英经常用的理由。
有什么特殊的？
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各个地区还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哪里有敌人、汉奸、伪政权，我们就可以打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
这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行动和发展的基本根据。
国军可以害怕，可以不进入敌占区发展，那是因为他们腰里不缺钱，家里有余粮，八路军和新四军能这样干吗？
别人不想要的，新四军要当一个宝一样，冲进去抢。
要有一股狠劲，要跟小鬼子抢肉吃，要想办法先把自己吃饱。
哪怕打到最高法院，新四军也有理，哪怕最后闹翻了，吃饱了也有力气干架。
刘少奇说的这些事，新四军的军政干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项英一直教育他们，要跟国军好好配合，不要乱动，生怕背上破坏战线的责任。
人家在华中搞出了这么多惨案，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新四军都不敢还手，这个憋屈啊。
刘少奇的地位足够高，他连批斗带解释，就把干部的思想弄通了。
随后刘少奇定了任务指标，皖东必须在1940年6月以前扩大到3.5万人枪。
领导拍胸脯说这个责任我担了，你只管放手去干，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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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这边刚解决了江北新四军的思想问题，安徽的国民党又突发紧急情况。
此前安徽的国民党主事人是廖磊，他跟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刘少奇制定了区分安徽廖磊和江苏韩德勤的计划，要跟廖磊交好，狠揍江苏韩德勤。
1940年初，计划刚定下来，廖磊就因病去世了，换上来的是桂系狠茬子李品仙。
这个李品仙一上来，就调兵遣将，要把皖东的新四军包起来，摆明了来者不善。
皖东的情况确实不太好，没有政权，没有钱，没有粮，也没有援军，几乎陷入了孤立的状态。
恰好这个时候徐海东的病情加重，无法指挥。
条件对我如此不利，该如何办？
以刘少奇的地位，他的安全要比皖东一部的安全更重要。
如果这个时候他决心要自保，暂避敌人锋芒，延安只会无条件支持他。
但刘少奇选择硬钢到底，既要借皖东这一仗彻底解决皖东地区的顽敌，也要给新四军吃一颗定心丸。
3月13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各部：
“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既不能在皖东存在。”
“斗争已入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
“同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这一紧急关头，如果对顽固派进攻不坚决，如果动摇，就要造成绝大的罪恶。”
刘少奇把政治家的胆识和灵活斗争策略应用到了军事指挥上。
危急关头，有这样一位能扛得住事的领导在前面顶着，将士们无不受鼓舞。
李品仙部队是从津浦铁路西向新四军发起进攻，刘少奇调集四、五支队主力，先将从南边进攻的敌人击溃，随后顺势攻占定远县城，吓得从北面进攻的敌人只能撤兵回援定远，正中四支队的埋伏。
两次激战，消灭了李品仙两千多人。
而当安徽李品仙从路西进攻的时候，江苏韩德勤也从津浦铁路东面发起了进攻，当时我军在路东空虚，部队刚在定远县城附近打败了敌人。
刘少奇迅速给出指令，命令留守路东的部队，收缩兵力，坚守阵地。
随后调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主力和第四支队一个团连夜赶回路东，紧接着就给陈毅发电报，让他调动已经到江北的叶飞部队从西边援助路东的新四军。
韩德勤没能攻下路东防守阵地半塔集，反手被新四军东西两路援军击溃，后来陈老总讲，华中有了半塔才有郭村，随后有了黄桥。
刘少奇在路西搞围点打援，在路东实施固守待援，来了个正反手教学。
打退敌人后，刘少奇迅速派人到各处建立政权。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安、嘉山、天长、胎、六合、高邮和仪征等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此基础上，皖东津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在四月十八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也在八月间宣告成立。
皖东根据地的建立非常关键，这彻底改变了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尴尬处境，整个华中战略也得以展开。
随后刘少奇跟延安打报告，顺利把江北新四军的指挥权纳入了中原局麾下，而苏北扬州一带的新四军仍旧归陈毅和项英管。
下一步就是建立苏北根据地。
把皖东和苏北连成一片，再跟华北连成一片，整盘棋就都活了。
再后面的事，就进入皖南事变的节奏了，这个事我们已经详细讲过了。
还没看的，可以回看：
党史92 | 皖南事变的前奏：毛泽东和蒋中正的战略博弈
党史93 | 有关皖南事变，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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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根据地建立后，情况仍旧不太好。
皖东跟津浦铁路挨着，日军向来看重铁路的控制权，所以经常对皖东的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
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压力转移到了敌后战场，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压力都很大。
八路军还有可靠的根据地可以依托，而新四军不仅没有这个条件，还面临着被老蒋分割包围的危险。
老蒋要拿下湖北北部、淮北等地，在陇海路前后，专门为新四军设置一条防线，以待形势一变，立马下黑手。
这也是项英一直不愿意往北发展的原因之一，他想背靠皖南山区，待形势一变，不跟老蒋硬碰硬，立马进入山区。
项英的想法不能说错，可他缺乏相应的战略格局，没能从全国形势思考未来的局势。
教员也知道皖南山区和大别山都是以后埋钉子的好地方，可从全国形势上看。
延安方面想在未来的内战中取得一定先机，必须要拿下山东，并围绕山东不断扩大地盘。
把华北和华中连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做好了之后，在皖南也好，在大别山，都可以看情况布置一些后手。
但项英却没有把握住重点，没能下决心到苏北，犹犹豫豫之间，错失了转移的最好时机。
陈毅在走之前，苦口婆心劝项英抓紧时间到苏北。
粟裕连通道都给项英准备好了，只要他点个头，江南部队有很大把握把皖南部队接出来。
结果项英还是犹豫了，项英犹豫，但苏北的形势不等人。
陈毅和粟裕必须要带着主力过江了，再不过，江南部队也要被包。
事实上，当陈毅和粟裕带着主力过江到苏北后，项英的选择空间已经没有了。
项英毕竟是东南局书记，教员的意见他都听不进去，陈毅、刘少奇这些人的意见，更不用说了。
刘少奇也管不了了，只能先管好自己。
皖南事变前后，刘少奇和陈毅领导江北部队，配合从华北下来的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援军，狠狠揍了韩德勤一顿。
黄桥战役打得比较好，可后来主动出击的曹甸战役，却吃了不少亏。
黄桥战役打完之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事，基本就成了，最具威胁的韩德勤被打掉了气焰。
刘少奇到达苏北后两个月，也就是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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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是非常大的事，而当时的苏北，能拿主意、下决心的只有刘少奇。
陈毅回忆：“少奇同志，平时每天只抽一包烟，皖南事变那阵子，每天抽五包烟都不够。他七天七夜没合眼，紧张地处理皖南事变。”
很多人都在回忆录里，讲这段时间刘少奇日夜不停地守候在译电室旁，焦急等待从皖南军部发来的电报。
1941年1月9日深夜，刘少奇收到项英在紧急关头自行离队的消息后，他立即下命令，让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
随后他给延安发去电报：“无论如何再不能让项继续负责了，早撤职一天，早好一天”。
但延安那边回电说，其余条件都认可，唯独项英撤职一事先不提，等事情解决后再提。
在如何挽救皖南新四军这件事上，刘少奇想了这么多天，想到一个法子：围魏救赵。
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心腹，顾祝同在第三战区对皖南新四军动手，那江北的新四军就把韩德勤包围起来，同时，山东的八路军把沈鸿烈部包围起来。
“如皖南部队北蒋介石消灭，我应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和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这个法子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皖南部队经过七昼夜奋战，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失散，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遇难。
这样的惨痛变故，让刘少奇痛心不已。
消息传到延安后，教员做了最坏打算，给各地发电报：“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共，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但此前提议包围韩德勤和沈鸿烈的刘少奇，却在这个时候冷静了下来。
在收到延安方面的电报后，刘少奇想了又想，觉得此时发动军事上的反攻，对我不利，便向延安提出了：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重要建议。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确实非常关键。
他作为华中的主要负责人，非常清楚整个华中的情况，当时的华中和新四军，没有在军事上反攻的条件，而且一旦我们在军事上彻底翻脸了，那就没有博弈空间了。
在给延安的电报里，刘少奇给出了两点看法：
1、老蒋没有彻底投降的决心，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
2、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皖东北成了游击区，淮海区、盐阜区也未巩固，黄桥已经被敌人重新占领。我们部队急需修整补充。从全局形势来看，如果华中能再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我境内的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则华北大局可定。
刘少奇的意思是说，我看老蒋他们也不敢彻底翻脸，也是有顾忌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全面进攻的准备，我们要是先一步彻底翻脸了，反而正中他们下怀。
不如把这个事在舆论上政治上闹大，为华中争取足够多的巩固时间，尽快壮大新四军的实力，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事。
延安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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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老蒋把责任都甩到了新四军头上，还要撤销新四军番号。
这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了新四军这支部队，名声已经打出去了，老百姓认可，老蒋撤不撤销番号已经无所谓，正好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建立新四军指挥体系。
1月20日，延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重建后，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计九万多人。
皖南军部9000多人被打散了，怎么突然冒出来9万多人呢？
这是因为此前华中队伍都没有并入新四军，整编之后，此前的游击队都合在一起了。
第1师是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老底子是新四军第1、2支队，师长是粟裕。
第2师是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老底子是第4、5支队，师长是张云逸。
第3师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整编而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4师是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整编而来，师长兼政委彭雪枫。
第5师是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
第6师是江南所属部队整编，老底子是新四军第3支队，师长兼政委谭震林。
第7师是无为游击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而来，师长张鼎丞。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演讲现场，陈老总在演讲快结束时，向新四军的将士们隆重介绍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
陈老总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二十多年的斗争历史。”
1938年底，刘少奇第一次来华中后，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的真实姓名：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