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2024 年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电视辩论，与 4 年前相比有哪些变化，本次双方表现如何？
2024 年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电视辩论反映美国现在人才凋零得厉害。
基辛格叔叔算是美国最后的一位纵横家了。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学界的笑柄。
90年以后，福山等搞出“历史终结论”，让美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盲目自信期。
这个时期内美国从上到下都人为美国制度已经完美。
因此从选民到两党都在选择卖相好的明星人物，而不是以议题和政策为中心。
正因为如此让美国真正的治国人才完全没有了出头之日。
当美国发现问题的时候，转身寻找，而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特朗普和拜登，这群七老八十了。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不管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他们都是为了让美国人继续统治世界而寻找答案。
但是从他们给出的答案来看，建制派的镇压，和民粹派的复辟，都给不了美国人一个光明的未来。
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前提是，得先摧毁那个旧世界。
特朗普要砸烂华尔街，要收编美联储，要军事上甩掉全球盟友， 走向战略收缩。
在普世价值这种纯粹精神力量上，特朗普藐视关于普世价值的一切。
从这点看，特朗普的确是一个精神上强大的人，他内心里只有现实，而没有任何禁忌。
可见，他具备了摧毁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精神力量。
不过，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他还不具备摧毁既得利益集团的物质力量。
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知道特朗普这种什么都不信 的人，有多可怕。
所以他们要禁止特朗普再一次发动国会山事件。
真正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人是凯撒。
罗马，之所以会出现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型， 正是因为普遍性的水深火热，人们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
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的自由人破产，沦为了无产者。
那时候，只要出现一个人，振臂一呼， 共和制就寿终正寝了。
新罗马美国当前的状况，和凯撒那会的情况，同出一辙。
大量的白人，从中产阶级沦为了失业者和无产者，甚至是负资产者。
这些人需要一个凯撒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特朗普便应运而出，向华尔街的元老院发起挑战。
一战后的德国，也是如此，德国人的生活是如此的水深火热，以至于他们强烈的渴望一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于是希特勒就出现了。
希特勒和凯撒，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 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说法，都是民粹运动的领袖，都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反民主的人。
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反民主者，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一个罗马体制的社会，只要出现了凯撒，希特勒和特朗普这样的人，便说明共和已死。
但是怎么才能让共和的灯塔国去死，怎么走上加冕之路，特朗普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因为历史虽然赋予了他凯撒的使命，但是他却不具备凯撒的 能力。
这是一个严重减配的乞丐版的凯撒。
我们一起看看特朗普和拜登在演讲上与他们前辈的差距，来证明美国现在人才凋零得厉害。
研究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讲家的演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演讲分为两种：
第一类是普通型，适合某种常规的场合。
比如大学开学，学术交流，G20峰会之类各种会议论坛场所，不过这种演讲往往很快就被人遗忘。
另一类是煽动性的演讲，这种演讲才是真正的艺术水准。
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家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种演讲不是在于他讲了什么。
确切的说是什么都没讲，而是在于他怎么讲，这种演讲不是诉诸于听众的理性，而是诉诸感性，挑动人们的神经。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最优秀的煽动性演说家都使用很多共同的技巧——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要略显低沉一些。
比如希特勒在讲演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语音略显疲惫和含糊。
马丁.路德.金则是显得有些吃力和呼吸困难。
帕特里克.亨利按照当时听过他演讲的人的说法，最开始的时候声音显得细小脆弱而略带颤抖，据说古罗马的西塞罗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目前还没有科学的定论。
不过一些猜测，这些煽动性的演说家的听众在他们演说之前就了解他们要说什么。
所以即便他们声音含糊，或者细小不会让听众听不清，反而会提高听众注意力，并使环境安静下来。
同时展示出一种脆弱的感觉，让听众进入怜悯和自我怜悯的感情。
实际上这些家伙一点也不脆弱，他们都是经过艰苦训练的，声带和肺活量好的像歌唱家。
然后演说开始从最初的低沉，逐渐转向高昂，这时听众就会从自我怜悯的感情中被激发起来。
但是演说并不会一直采用高昂的语调，因为这会使听众疲劳，而是要控制节奏，时而高昂亢奋，时而转入柔缓。
为了控制好节奏，通常在这一部分管用的手法是使用反问句。
比如:“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
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
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井。”
“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
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
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
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
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
最后，演说开始进入高潮部分。
反问句逐渐让位于排比句，声音越来越激昂。
当达到一个小高潮之后。
比如“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这时演说者会停顿一段时间，然后在继续演说。
在这一部分，似乎又重复了刚才的节奏。
从一个低沉的起始开始，然后转入抑扬顿挫的节奏控制，最后声调越来越激昂。
从反问转入排比，不过这个过程要比上一次过度的更快。
最后要在近乎歇斯底里的嘶吼中，
比如——“不自由、毋宁死！”
或者“为了永不屈服的日耳曼！”
让演说在最高潮结束。这时候你听—
在人群中爆发出的呐喊和欢呼，。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呼啸，火山即将喷发时的震撼。
那是上帝的声音，是诸神的预言。
那是人世间最致命的力量。
在处理人类社会内部事务的时候，一个好的煽动家，胜过千军万马。
他们的舌头宛如晴天霹雳，足以震慑所有的所有。
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电视辩论中，一些好演讲的基本的原则都没有体现。
第一，你要清楚自己听众是哪些人，你不要指望用一次演讲来打动反对派的“心灵”。
只要让支持者变得更加昂扬和好斗，反对者们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就像帕特里克.亨利的讲演，并不是给议会中的温和派来演说，而是给好斗派以及在两侧柱廊里站着旁听的支持者演说。
当这些人群情激昂的时候，左摇右摆的温和派们就自然屈服了。
人天性软弱，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通过一些特殊性的训练可以在某些方面客服这一点，比如说现代军队针对战场情况进行的训练，但是总的来说，人只有在凑足了一定的数目的时候，才能产生足够的勇气。
所以在一个社会里面，大部分犹豫不决人会被一小撮积极主动者所左右。
当这批人短时间内鼓噪吼叫，并表现出不惜采取激进的行动时，那么其余人就会感觉到被分割和孤立，进而顺从。
而煽动家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人的情绪在最短的时间内激昂起来。
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因为越慢，其他人就越容易自我组织起来。
第二，说你的听众爱听的，经常听到的话，永远不要说他们不喜欢听，或者听不懂的话，即便那些是真理。
一个事实是在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这些东西都是门外汉。
这和教育程度无关，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和他们日常谋生之类的没有帮助。
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确切的懂得这些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参与政治活动。
你可以向他们灌输一些简单易懂的政治理念，正确与否无关。
但是你不能理解为群众只是你的工具，确切的说你只是群众的工具。
因为推动这些人参加政治的动因基本上来自于对经济地位的诉求。
所以你提出的政治理念就要像“宜家”风格的家具一样，像模像样，简洁明了。
同时要符合他们的要求，你只是他们的政治工具。
他们以你为首领，支持你，仅仅是因为你可以把他们的经济诉求，编造成政治理念。
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要求是符合社会公理，人间正义和历史走向的。
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你的支持者形成了双赢，他们获得了把自己的经济诉求合理化的包装，你获得了力量。
第三，毫无疑问的是穷人比更富有的阶层相比，更容易煽动，也更容易组织起来。
因为他们的经济诉求更集中，要求改善出卖劳动力者的经济地位，摆脱被残酷压榨的局面。
相对而言更富裕的阶层的经济诉求更加复杂化，难以用统一的政治行动来整合。
所以对穷人进行煽动更加事半功倍。
而且穷人们心怀愤怒，这是让他们变得伟大的特性。
当行动超越经济利益的时候。
而这往往是一个场革命斗争所必然的短期结果之一，因为人类的社会化生产是精密的系统，任何动荡都会让它的产出大幅度缩水。
当这种时候富裕的阶级就会反对。
而穷人们则会陶醉于愤怒的快感，所以他们可以超越经济利益，单纯为了革命而革命，为了斗争而斗争，为了行动而行动。
只要时机恰当，并且有一位优秀的领袖，他们可以成为把社会引入一个新的时代的动力。
第四，语言、修辞学、节奏的控制的技巧。
还需要什么，答案是体能训练，这种演说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希特勒在完成一个小时的演讲后是被搀扶下演讲台的。
古罗马的西塞罗一面爬山，一面顶着山风大声吟诵诗篇，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附：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演讲：
波士顿发生战争的消息传到弗吉尼亚，议会里有人提出为什么弗吉尼亚现在还没组建起民兵？
按照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决定，各个殖民地都应该组织民兵以防不测的。
实际上大部分弗吉尼亚富人都不主张组建一支军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做打仗的准备，所谓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安抚议会外示威的贫民的。
但是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刻，是战是和？
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再也没办法继续和稀泥玩。
于是有人站出来反对说，必须避免和英国的冲突，因为殖民地还不够强大，而组建民兵就是向英国发出战争的信号。
这时候议员帕特里克.亨利——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说家，站出来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一次演讲：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
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
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作对先生们的不敬。
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
摆在会议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
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
我们易于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惑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作禽兽。
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
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
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
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未来。
而依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 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
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
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井。
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
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
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
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武力吗？
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
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
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
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
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
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
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
还靠辩论吗？
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10 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
没有了。
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
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
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
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
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
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
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
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长期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
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
是下周，还是明年？
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
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
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
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
一旦300 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
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
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
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
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
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
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
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
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
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
但根本不存在和平。
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
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锉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
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
先生们想要做什么？
他们会得到什么？
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
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
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
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