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在元、清两朝亡天下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可能会震碎你的三观！

先给你一个思路做一个考虑：

为什么元，清出现在宋之后？而宋之前的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包括秦汉时期的匈奴等，包括南北朝的北朝，少数民族政权都无法统一天下？

而只有汉人才能够统一，比如隋朝是来自北周-西魏-北魏（三个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拥有那么多“猛人”依然做不到统一。难道真的是生产力？那清朝和元朝的生产力超过了明，宋？

取得天下从来不仅仅靠军事！更是靠利益分配！

不要去看“史书”，而是要看史书背后的“人性和利益”。

史书讲的是“忠臣良将”，是“君君臣臣”，是“君臣庆会”，是“一派祥和”。好像各个都是“道德楷模”，是“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是“大仁大义”。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如果用现在的说法，这叫“英雄史观”。难道历史就是这些“伟光正们”左右的吗？封建王朝的文臣写史书难道会把农民造反称为“革命”，而不是逆贼？

道德这个东西，是表演给老百姓看的，是用来“愚民”的；若用来做事，那是百无一用！

什么是永恒的，是“人性”和“利益”？

那么，是人性中的光辉还是阴暗？又是谁的利益？皇帝的，百姓的，武将的，还是文臣的？

皇帝的目的是“中央集权制”，只有集权他才能够“均衡各方利益”，才能够实现“权力均衡”和“利益的再分配”。

集权制度下的权力均衡能够把实现完全掌控和绝对统一，利益再分配才能够保障底层的利益，才能保障社会基本的稳定。

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对未来的万历讲：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只有自己能做主的才算数。

不要觉得封建王朝中，皇帝是一言九鼎，完全一人堂！做过领导的都知道，如果你下面的人都不听你的，你这个领导就是个摆设，就是个吉祥物。

这就是系统的执行能力，否则都是阳奉阴违，皇帝的诏书连紫禁城都出不了！！！

而且历史上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即使和平年代，也是各种莫名其妙的暴毙，什么原因呢？

可以说至少一半以上的封建帝王是说话不算数的，这个时候是外戚，后宫，权臣，文官集团说了算，皇帝属于被架空的状态。

而中国封建王朝的矛盾，从始至终其实就是两个矛盾：

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外戚后宫宦官的权力来自皇权，所以只能是百分百依附。而文官的权力来自科举，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所以个人是依附皇权获得权力，但是文官利益集团却并非依附皇权。

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虽然皇权从未改变，但相权一直在变。汉朝是丞相，代表的是勋贵尤其是军事贵族的利益；魏晋至唐朝是丞相-宰相，代表的是士族门阀的利益；到了宋朝变成了士大夫（科举贵族）；明朝则进一步成为了东林党，一直到清朝（江南士绅）。

到了宋明清，其实本质就是皇权和江南士绅的矛盾；因为这两者的利益是不同的。皇权要的是天下，士绅要的是特权。

既然不是利益的共同体，那就不会是力量的集合体，甚至还是皇权力量的对抗体。

2-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这很好理解，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因为在封建王朝，最大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

而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的特权，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实现了经济和商业的垄断。通过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垄断和优势，通过经济优势实现教育优势，通过教育优势实现科举优势，进而实现政治优势，最终反哺经济和仕途（荐官制度和承袭制度），这是一个闭环。但士绅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仅仅只是为了维系其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具体表现为：土地兼并和盐铁茶酒官营。本质就是地方官僚集团在经济上与中央的斗争。当然还表现在税收制度上。（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

也就是说，文官集团逐渐实现了对基层的经济和政治掌控（土地兼并，皇权不下县）。

如此，中央财政势必枯竭，要知道干什么都是需要用钱的。打仗，赈灾，保障最底层生存防止其造反。底层如果没有保障，结果就是造反！

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宋明两朝亡天下的原因！

以文官集团为首的士绅阶层，通过掌握相权和地方与皇权一直进行着“斗争”，进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架空皇权和中央。而当皇权想进行变法改革改变局面时，遭到文官集团的疯狂反击和报复，最终失去天下！

比如宋朝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江南士大夫出卖给了赵宋；而赵宋王朝也被文官集团出卖给了金朝。王安石和范仲淹的变法和新政也都是失败收场。南宋岳飞的北伐失败也是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的疯狂打击，最终被害。

所以宋高宗赵构讲：非卿不忠，非朕不明！（这就是皇帝无法实现集权的无奈）

明朝的东南倭患本质就是江南士大夫支持的军事走私集团；明朝也是被江南士绅和山西土财主出卖给了满清。而张居正的改革和雍正皇帝的新政，本质还是向江南士绅下手。结果张居正给抄家，雍正的历史名声一直很差。

所以崇祯皇帝最后的绝望是：文臣皆可杀！（最终发现文臣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无君无父，有家无国）

当然崇祯皇帝看到的是“文臣”，其本质是：江南士绅文官利益集团。

这群人有家而无国，见利而忘义！

当时间来到今天，就是“个人资本利益集团和文官集团”（想想曾经某位刘姓证-监-会-主-席上台期间，多少江浙沪企业上市，你就明白了）。

但靠道德和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能约束他们吗？

是制度可靠，还是道德可靠？是自我革命可靠，还是人民监督可靠？

而且最近二三十年这群人又抬头了，想想为什么以房产税和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离境税这些就是做不到？

从人民视角和中央视角，不得不防！

2024-11-20

没想到评论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如果你常读史书你会发现如下规律：

1-对皇帝而言，所谓“私德”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说你是“道德完人”就能做好皇帝。

对于道德的“宣扬”，无论是忠臣传，贰臣传，孝子贤臣等，这是“统治需要”，是维系稳定之需要，是凝聚人心之需要。（这就是人道之社会）

2-伦理道德，尤其是以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即食君禄，君即尔父，相比较西方的“神的子民”，更为天然。

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只要把“皇帝”等同于“父亲”，把“皇帝”等同于“天（天子）”，就可以实现“逻辑”的闭环。

即：服从皇帝就是顺应天命，对皇帝忠心就是对父母孝顺。

这就是后世儒家不断构筑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做的就是这件事。

3-国家内的斗争，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的恩怨，是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恩怨，是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的恩怨。

而在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一种制度背后的是“一群人的利益”。

举个例子：

唐朝的宣武门之变和安史之乱。李世民的背后是陇右勋贵，而李建成的背后是山东-河北士族（非行政单位山东河北）。

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是太子党；但是后来投靠的李世民。魏征是“巨鹿人”（现在的河北邢台）。再比如太子的心腹王珪是山西祁县人。

而陇右勋贵和山东河北士族最大的矛盾就是“用人”之权，或者说做官的权力。可以这么说山东士族是看不上陇右勋贵的，包括李唐本人，这就是老钱对新钱的态度。

所以唐初虽然是科举制度，但是还是“世袭和荐官”制度，也就是陇右勋贵掌管了官僚体系，要知道在古代做官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无论你是从商还是土地，没有权力的庇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山东河北士族的“底蕴”太厚了，科举制度下，陇右完全没有赢的可能。

那么以陇右勋贵必然打击山东士族，就是在科举制度上。你可以考试厉害，但是我可以世袭。（具体就是荐官和荫封制度）

最具代表的就是“高适”（边塞诗人），他就是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为什么他会去“边疆”立功，去幽州节度使作幕僚，因为正规渠道没有他的机会。

而安史之乱的背后就是山东河北士族的支持。打仗打的是钱粮，尤其是正规军最先需要解决的是粮草问题。

当然，最终是山东河北的士族赢了。标志事件就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最终结果是杨炎被贬，然后赐死。（杨炎727-781，属于唐（618-907）的中后期）

杨炎是陇右集团的，而唐朝的税收制度“租用调制”是对山东-河北士族比较友好的，因为其基础是均田制，而均田制一定对人口密集区域有利，恰好山东-河北地区是人口最密集地区，人多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的田多，经济自然发达；而“两税法”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即以人的资产为对象征收（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那么对山东河北士族而言，这就是冲着我来的。

那么，怎么可能让你活着？利益的斗争或者说政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

从此山东河北士族占据绝对优势，唐朝的国运也就开始一落千丈，再无翻身之可能。

当然士族和勋贵的斗争中，士族赢了。那么其对百姓的盘剥也就更加“刮地三尺”，而在科举和政治上更是形成了垄断，于是底层也就完全失去了机会。

最终天降猛人“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