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启东融创滨海度假村项目烂尾了，起诉了开发商但合理的诉请当地法官不予支持，我该上诉吗？

在某个烂尾楼案子里，有一个开挖掘机的老哥，让我印象有点儿深刻。

几百个业主要房子，只有他一个，天天想着退房。

有一次我去当地出差，和业主们一起与开发商、专班开碰头会，会议大获全胜取得了进展，交房的主要障碍被排除了。

业主们兴高采烈，要拉我和同事去吃“庆功宴”。

这个开挖掘机的大哥，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一直晃来晃去，直到大家都上车了，却把我拉住，就好像憋了很久终于等到机会，问我能不能帮他退房。

其他几个业主不太关心退房的事情，又急着上车去饭店，就过来对他劝解。

有人说，为什么退房，开发商又没钱了。

又有人说，保交楼专班不可能让你退的，房价跌了这么多。

“不是因为房价降了！”大哥不善言辞、老脸一红，匆忙辩解。

你和我们一起上车去吃饭吧，有什么事儿饭局上再说。业主代表劝到，业主代表威望很高，一呼百应。

那老哥看大家都急着走，他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被其他业主拉着上了车，透过车窗，看到老哥一直在外面晃，好像在犹豫要不要和其他人一起去吃饭。

饭桌上，我还是看到这个老哥，不知道他怎么来到饭店的，一大桌人，他坐在一个小角落。

业主们还在兴头上，今天话格外的多，谈天说地，从烂尾楼聊到疫情，疫情说到经济，我岔开话题，给老哥争取了一个发言机会，我说你不是有话没问完吗，你继续呗。

老哥接过话题，又开始问退房的事儿。

我花了一点时间，把退房的情况给他做了完整的解释，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并不满意。

原本简单的法律规定，在保交楼政策中充满未知之数，别说是政府专班领导对退房持有排斥态度，连一起维权的业主也不能100%的理解和支持，更多的人是妥协与无奈、是害怕钱房两空的风险。

我回到北京，过了一段时间，老哥又追着我问退房的事情。

结合房价的变化，结合业主群里的一些声音，我就给业主们提议，选出一两家打一下试试看，如果能赢，法院同意退房，就让其他邻居（有需要的）跟进，如果不能退，大家也心里有数了。

业主代表是明智而讲理的，能照顾到群里所有人的诉求，就为想退房的业主单拉了群，陆陆续续进来了几十个业主，其中就有这位老哥。

我们前后组织了三次线上会，系统的讲解退房的诉讼的方案、风险与成本，业主们自发的选择了两个代表，一个是因为离婚原因，不得不退房的女业主，一个就是这位挖掘机老哥。

我们很快拟好了诉状、完成了立案工作，法院也通知缴费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律师给我说，这老哥不同意退房了，理由是，他负担不起七八千元的诉讼费。

我有点儿生气，这意味着我们在他身上花的时间、精力全白费了。

我找到这位老哥，跟他通了个电话，我说不是你想退房的吗，不是给你说了诉讼费吗？

老哥这个时候才给我讲，他现在之所以非要退房，是因为，他没钱了。

这个房子就算盖好了，他也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没钱装修。

而现在，他连交诉讼费的钱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开始闪回最早在开完会、上车前，透过车窗看到那位老哥徘徊的身影，我就把一切理由都串起来了。

我没有透视眼，看不到这位老哥的银行卡的余额，余额低到几千元都没有，是我想都想不到的。

我作为房产律师，不是法援律师，不是支援西部建设的律师，不是给放养的牧民打官司，我实在想不到我的客户已经穷到了这个份上。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可以不另外收他的律师费（集团诉讼的客户付了律师费给我），但是，我没办法帮他免掉去法院诉讼的诉讼费。

不交诉讼费，案子就按照撤诉处理，没过多久另外一个原告也撤诉。

就这样，时间又过了一年，突然有一天，在群里的另外一个业主，追问退房的事情。

我给她们解释，由于两个前锋原告，都撤诉了，所以现在也不确定房子能不能退。

业主提议，还是再试一次吧，这一次，很多业主纷纷响应。

以前以要房为主流的，突然就开始起了变化，退房的人估计要占到人群的40%以上，原因很简单，时间又过了一年，房价又降了不少。退房开始占了上风。

这次想退房的人里，依然有这位挖掘机老哥，我们又组织业主开了几次会，一年前说过的东西，一年后没人会记得，所以只能重新讲。

这一次新的诉讼，终于没有撤诉，但是很遗憾的是，一审法官就明确的告诉我们，退房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保交楼，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再加上房子肯定能交（感谢之前维权没有白维权），合同目的迟早能实现，所以不能退。

我们就开始劝说三个原告撤诉，其中两个同意撤诉，法院退回了诉讼费，还剩下一位业主坚持到了二审，就是这位挖掘机老哥。

以我们的预测，结果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一审法院的法官，并没有权利决定退还是不退，上面有审委会，审委会背后有保交楼专班。

住建局的领导们，他们可能管不住监管资金，但是他们能代表老百姓讲，退房对大局是不利的。

这种区里领导、住建领导，叫上公检法一起开的会，通常也会通知开发商到场，除了开发商，还有银行，甚至总包，但是唯独不会叫上购房人。

我听我老师讲，在动乱年代，如果大家一起开会，没来的那个人大概率被定为反X分子。

大领导、大金融家、大地产商、大法官、大包工头在一起开会，能左右无数人的司法审判结果，是我们今天房子能退、不能退的核心要素。

但是以我所知所见，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平时幻想能操盘全局、英明伟大的人其实是没有的，法院的院长，不见得比一线法官懂法律，来的是执行庭还是破产庭的人，给出的意见可能180度的不同，银行的同志们，从来都是让我们相信，不能退房银行就得死，至于是真死、假死，没人能知道。

之所以我们能在评论区信誓旦旦的讲，大概率是打字的人从来没参加过这类会议，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距离，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也没有足够的阅历，能评价这些会议的质量。

有没有可能，是一群不真的理解世界的人，基于自身的局限性，依据有限的信息，得出了和客观事实既然相反的决策？

一方面，老百姓的贷款必须还，即便法律规定很明确，买烂尾楼的业主可以解除贷款合同，但是当领导问法院同志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给出符合大家心意的回答。

如果领导问，这个贷款不还银行有多大风险，银行一定会说不还这个钱银行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不会有人不给银行的同志脸面，问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为什么给开发商贷款，开发商不还，银行能监管而不监管，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为什么保交楼提供白名单、纾困资金，银行能评估能风控，就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为什么到了业主这，贷款不还，银行就有系统性的风险了？

为什么你们自己冒了那么多风险就可以，到我们这儿你们突然就害怕风险了?

有没有可能风险不是用钱算的，风险是用身份算的，有钱的人借钱没风险，没钱的人借钱有风险？

有没有可能宏观上是完全相反，老百姓，在踏踏实实的还钱，而那些大屁股上包了金镶了钻的人，早早去国外逍遥快活去了。然后前者是不稳定因素，后者是市场秩序稳定？

经常有人，在我的评论区说，不能这样那样，这样银行就死了。

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在我的评论区给“系统”算过账。

如果有人算了账，这不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平台吗？你大可以广而告之，说为了避免我们全社会遭殃，不得不放弃一些人。就像流浪地球，大家要抽签，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

真正可怕的是，普通人之所以被决定了命运，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没有发言的机会。

不仅仅是没有发言的机会，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单纯断供这件事，80%断供的人不知道断供的后果。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买了房子、房子烂尾，直接断供的法盲的。有知识有文化，能理解断供之后不是房子没了那么简单的人，在人群中属于少数，愚昧无知、人云亦云，别人都断供他也跟着断供的人，才是大多数。

我自己做律师，我也有厌蠢的毛病。我常常在内心厌恶这些，别人10分钟能听懂，给他说一百遍他也听不进去的人。我也同样讨厌，在我的评论区动不动就指点江山的人，因为这些人身上透露出的傲慢，和一些领导给我的感受一模一样。被这些人决定了命运，是可笑又可悲的。

大多数人，是意识不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灾害到来之前，喊出救命，直到有一天，失去了挽回这一切的机会。

而当务之急，不是普法教育，而是一定要为多数人群、不懂法的人，设计一个最后的救济途径。

既然我们能接受烂尾开发商、地方平台公司欠一屁股债不还，既然我们要在疫情的时候，不惜代价的挽救老人，如果我们的主导思想，就是个个都要救，而不是牺牲大多数，挽救资本家，我认为就应该给确实没钱的普通人同样的机会。

几条可行的思路有：

A、在按揭贷款案件中，设置一个限制，不允许银行起诉一次性还清本息，只允许银行起诉已经拖欠的部分。这样银行催讨贷款就像物业公司催讨物业费一样，可以通过“司法的低效运转”，来降低群体偿还贷款的压力。

B、允许购房人通过开低收入证明、唯一住房证明的方式，来获得缓冲期。

C、大幅度降低银行贷款的还款周期和利息，尤其是涉及到延期交房的项目，给予还款利息上的减免（可以和逾期交房违约金抵扣）。

D、允许购房人退房，通过“放弃”首付款的方式从债务中跳出。

E、允许购房人“置换”楼盘未售出的小户型，降低其贷款规模。

F、为买到烂尾楼又丧失还贷能力的业主提供保障性住房。

……

如果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我相信会有一百种办法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