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一寸疆域都没扩张？

因为明朝扩张的疆域，汉化的都非常彻底，以至于让人习惯性将其归纳入固有领土之中。明朝的扩张过程，本质上是以汉字、汉语为载体的汉文明的浴火重生再扩张。

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元末明初时的华夏土地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

首先是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北方燕云地区在五代后整体沦陷于异族。

自石敬瑭割地后，燕云汉儿从衣冠、饮食、习俗等方面都越来越向北方少数民族靠近。宋人记载“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北宋大文学家苏辙在出使辽朝时亲眼目睹燕云十六州的汉民与胡族近乎无二的生活状况后，在他的作品《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哀叹：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澣。
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而西北河西宁夏地区的胡化，则要比燕云更早，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朝时期。“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就是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描绘河湟地区汉人完全胡化，语言改变、丧失身份认同的事实。后面尽管有张议潮率领的归义军起义收复河湟，但由于中原势力的衰颓，汉人在河湟地区的社会基础始终未能恢复，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这直接导致其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叶孤岛。后续归义军面对源源不断如海啸般涌来的胡族，尽管能一次次将其击败击退，实力却在旷日持久的战斗和蚕食中消耗殆尽，最终被回鹘、党项人吞并。到了明朝初年，河西和宁夏自五代时期开始，累计已经沦陷400多年，当地的汉族认同消失殆尽。明军进入河西后惊讶地发现，当地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识汉，用汉语交流的汉人，眼前景象简直与来到外国无异。而当地居民成分复杂，有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及回回等民族。通用语言是回回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以至于明朝要先开设河西译馆才能设立卫所。

最可怕的还要属西南地区，在五胡乱华后，汉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事实上就已经崩坏，此后西南地区由当地土著建立了许多小国家，到了唐朝时期由南诏实现统一，几乎控制了整个云南。之后的天宝战争，唐朝损兵折将也未能拿下南诏，只能默认其独立的事实。

此后西南地区的政治演变一直脱离中华世系独立进行，统治云南地区的南诏和大理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文明体系，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有了。经过南诏、大理、蒙古的700多年统治，云南地区已经完全蛮化。汉族人口与汉文明完全断层。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去看，那里完全和外国无异。而南诏崛起后对交州（越南）汉人进行灭绝性屠杀，直接导致了日后交州的独立。这个从汉朝至初唐延续上千年的传统汉地，最终变为异族聚居的外邦，自此脱离华夏至今。

更危险的是，到金元时期随着中原的沦陷，这种胡化、蛮化的趋势蔓延到整个北方，包括作为千年传统汉地的中原也不能幸免。

事实上，到了辽宋金时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华夏族群出现了相互歧视的现象。金朝诗人赵秉文，其诗词言论中谈及宋朝，多次以“孽宋”、“丑虏”、“淮夷”等来称呼。足以看出，国家的长期分裂，已经导致汉民族内部因地域界限发生分化。至元代，族群等级制加深了南北华夏族群的认同危机。萧启庆教授在《蒙元生活文化史》中明确指出，在元代的“汉人”、“南人”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在元廷所采行的族群等级制度之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大族群不仅具有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而且各族群的政治、社会身份之高低，权利义务之大小，颇有轩轾。 ”

萧启庆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主体成分同属汉族，但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割裂和被政治人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汉人”与“南人”对华夏的认同感产生了差异。“汉人”、“南人”历史经验不同，族群意识的强弱因而不同。汉人经历契丹、女真统治达数百年，族群意识反而不强，仅以“汉”作为自己的政治面貌。

事实上在辽金时期，北方特别是燕云地区的汉族族群或受到政治压力的胁迫，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而元朝创立后该现象有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在元代“模仿蒙古人成为各地的一种风尚”。元朝确立全国统治后，蒙古化现象便从汉军军政人员向下层平民扩散，北方汉人大量出现学蒙古语、用蒙古名，穿蒙式服装等社会现象，在婚俗（收继婚）、礼俗(胡跪)等方面也受蒙古影响。

伴随着汉族的衰落胡化和内部分裂解体，以华夏文明（汉文明）为中心的传统华夏秩序也遭遇了巨大挑战。辽朝与北宋为兄弟之国，双方的政治地位大体相同。金朝与南宋是叔侄之国，南宋的政治地位明显低于金朝。而北宋与南宋都不得不向辽金缴纳岁币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为华夏正统的宋朝，再也无法像汉唐王朝那样在传统的华夷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元代蒙古族群彻底灭亡南宋，统治了整个中原，在事实上颠覆传统的华夷秩序。在此期间华夏族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其政治实体已被完全摧毁。只剩一缕残魂游荡于历史记忆之中。更雪上加霜的是，元朝皇族根本不屑于汉化，其文化认同多元，甚至更加推崇藏传佛教。终元一朝，皇室贵族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汉化意愿。如此一来，中华、中国的称号也越来越空心化，更加近似于一个荣誉头衔，政治、民族、文明价值属性日益淡化，似乎只要实力过硬，谁都能来夺走。一如日耳曼蛮族建立的那个和罗马毫无关系的“神圣罗马帝国”。

可以说，自安史之乱后到明朝建立前的近六百年，是华夏文明的长久沉沦期。到了元朝，以汉族为核心的华夏文明道统基本已经到了气若游丝的最危急关头；曾经作为文明引领者的汉人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在当时的中国北方特别是燕云地区，汉人历经五百余年的外族统治，生活习惯已然与胡人趋同，更以穿胡服，取胡名，说胡语为荣。俨然就是一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光景。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北地区的辽东，包括西北地区，汉文化的影响力都在急剧消亡。至于西域更是早就消失殆尽。加上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又对本就趋于瓦解的汉人概念进行了洗牌再分配，以地域分成汉人和南人，原西夏地区的汉人甚至被划为色目人行列。

按照正常的兴衰更替逻辑，这个老迈的民族似乎已经无力扭转自身衰败的趋势。即便未来成功复国，能够保住仅剩的江南四川一带的基本盘不被吞并蚕食就已然是奇迹。最后不免成为和日本、朝鲜一样的普通地域性文明。

然而明朝的出现，却使得这种趋势彻底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竟是峰回路转，重回巅峰。

洪武元年（1368年），大明在收复南方后，兵锋直指北方中原地区，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拜徐达为讨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先锋，制订了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图大都的计划。

在出征前，朱元璋发布诏书，对士兵和将领们坦言：“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勉励将士们克复中原的决心。

北伐军一路气势如虹，所遇元军不堪一击。徐达和常遇春连续攻破山东的元朝防线，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沦陷超过两百年的山东。

随后，徐达大军又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包抄进攻河南，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集中了手中仅有的五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岂料徐达大军到达洛水后未做修整，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进攻。常遇春一马当先带领军队迅速渡过洛水，猝不及防的元军连部队都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就被冲垮。常遇春率军一路追杀五十里，直杀的元军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梁王阿鲁温也做了俘虏。河南旋即光复！

“常迅疾如风，顺风击之，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明史.常遇春传》

七月，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明朝各路大军一路北上，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打开了通向燕云的大门。八月，明军终于进逼北京，元顺帝惊恐万状未战先逃，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一众蒙古王公大臣逃出大都，沦陷四百五十年的燕云十六州宣告光复！元顺帝经居庸关逃奔上都，不久又弃城而逃，完全退回了他们的祖先发祥地——那片永远只能是文明荒漠的蒙古草原！从此就再也没能走出来。

收复中原后，经过十几年充分的修养生息，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明太祖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师30万人南征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攻克大理，继克鹤庆（今属云南）、丽江（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等地，统治云南超三百年的白族段氏全部投降。至此平定云南全境。

重新征服云南以后，明朝政府为巩固胜利果实统治，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负责管理云南军政事务，并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屯兵戍守。其后乌撒各部发生复叛，均被明军镇压。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傅友德、蓝玉率征南大军班师回朝，留沐英镇守云南，此后沐氏子孙世代承袭，经理云南达260余年，直至明朝灭亡。

朱元璋还不断从全国各地调兵入滇开展军屯，与此同时朱元璋还不断从全国各地调兵入滇开展军屯，努力加强汉人在云南的比例：

（洪武二十年八月）癸酉，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以俟征讨。乙亥，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四》

（洪武二十年冬十月）丙寅，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土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听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丑，长兴侯耿炳文承制，遣陕西都指挥同知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

与此同时，明朝在云南地区坚决推广汉化，先后在大理府、楚雄府、云南府及蒙化等州开设儒学馆。并且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一从汉音”的文化政策。

“坚持在城镇或平坝的白族，大都改操汉语，段家则换姓，冒籍江南。在屯戍军杂居的农村，不少村寨订立了乡规民约，不准讲白语"违者罚米两斗"。祥云禾甸黄连村，甚至规定娶妻进村，如不遵守乡规，不操汉语，则勒令离异，送回娘家。”

——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经过明朝一系列的努力，云南地区逐渐回归了传统汉地。此举不但极大拓展了汉民族的生存空间，更能以云南为跳板将汉文明的影响力延伸至中南半岛一带。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随着明朝恢复中原、平定云南，收复河湟。精神文化层面轰轰烈烈的再造华夏运动也随之展开，彻底奠定了今天中国的文明格局。

1、民族整合

明朝建立后，在申明元朝继承宋朝天命的同时，在政治上对辽金正统地位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宁王朱权奉朱元璋之命撰写的《通鉴博论》亦可为证。朱权在凡例中不但称辽金政权为“夷狄”，更直接点明“辽金非正统”。明廷通过否认辽金正统的策略，成功构建起由汉唐经宋元至明的正统王朝谱系。从而大大弥补了南北汉族在身份认同上的裂痕，有助于重新整合、修复华夏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

在确保将南北拉入同一华夏价值体系内后，明朝也在努力强化对北方汉族的政治统战工作。明廷注重确保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的占有足够及第名额，以增强北方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明廷在洪武三年颁布的《开科取士诏》中对各省参加会试的名额做出了明显有利於北方士人的规定。即“河南四十名，山东四十名，山西四十名，北平四十名，福建三十名，江西三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广省四十名，广东省二十五名，广西省二十五名，陕西省四十名。”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更充分地体现了明廷争取北方华夏族群认同的特殊策略。据《明史》所载，此次会试最初由刘三吾、纪善、白信蹈等人为主考官，录取者皆为南人，北方学子无一人上榜。北方士人颇为不满，认为主考官皆为“南人”是造成会试不公的主要原因。朱元璋闻讯大怒，将白信蹈等人处死，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

2、恢复汉化

明朝创立后，洪武元年（1368）二月即下诏宣布，革除胡俗、恢复唐制。《太祖实录》载：“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由于移风易俗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渐进。朱元璋亦深明此理，故而颁布《御制大诰》曰：“教化风俗乃有司之首务。民有风俗未美者，朕何尝速责於有司，必待自渐而成。”

与移风易俗相对应的是汉家儒学重新获得了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朱元璋对将要前往曲阜致祭的官员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引文清楚地显示了明廷欲以先圣之道教化民众的强烈愿望。

明朝建国之初，明廷还将恢复传统礼制视作当务之急，并决心以此革除元代遗俗、重振华夏之风。《太祖实录》载：“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着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故。”

3、道统复兴

将元朝塑造成有别于汉唐宋等华夏正统王朝的“变统”。

《谕中原檄》曰：“自古帝王御临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意欲说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华夏汉民族始终处于传统华夷秩序的核心地位，并强调在元朝建立以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少数族群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入主中原确实是天命所安排的，但只是短暂的让他们代管华夏。同时强调作为“变统”的元朝统治必定不能持久，即“胡虏无百年之运”。而现在华夏正统复兴，自当驱除胡尘，恢复华夏正道。

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廷不仅利用历史资源和政治强制建构正统的王朝谱系，还广泛透过诏书、告示向民众灌输传统的华夷秩序，意在重塑华夏族群的民族认同，激发并强化民众关於华夏正统的历史记忆。

例如

《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言：“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胡人入据已及百年？天厌昏淫，群雄并起，以致兵戈纷争，生民涂炭。”《免山西、陕右二省夏秋税租诏》言：“山西、陕右，地居西北，山河壮丽。昔我中国历代圣君，皆都此而号召万邦。曩因元主华夏，民无的主，已经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复我中土，继我圣人之位，建都炎方，於今九年矣。”《封元幼孙为崇义侯诏》言：“有元兴起，系是外夷，犹能胡越一家。况我中原历代之君，每居中国而统四夷，非一朝而已。”

类似这些诏书还有很多，其目的皆在于唤醒、激发、整合汉民族关于华夏正统的共同历史记忆与骄傲。

综上所述，可以说有明一朝让汉民族在长久的悲伤、沦丧过后再度找回了自我，重新焕发生机。汉人不但整合重塑了失落的文明，还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秩序的引领者，让我们的汉字、汉语、汉文化彻底成为这片土地上独一无二的，再无可争辩的文化共识。

反观古罗马的拉丁语，却因帝国毁灭后再无后继复兴，从而彻底变成了死语言，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无论明朝有多少缺陷和黑暗面，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没有明朝的整合，中国将会“散架”，其文明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将汉族比做罗马人，那么明朝的崛起就相当于是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一百年后，罗马的正统后裔们于东罗马的废墟上再度崛起，不但成功克复了东罗马，还发动远征将蛮族驱逐出了被他们占据千年的西罗马故土，粉碎了所有蛮族在罗马故土上建立的国家和所谓文明，再度将它们打回了蛮族的原形，又一路将它们撵回了祖先的出发地。罗马帝国再度睥睨天下，四夷宾服，成为欧洲的文明宗主！

可惜，罗马人没有开创出他们的明朝，他们只能作为一颗耀眼的流星，闪耀过后便永久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而这种堪称爽文的剧情，纵观世界历史，唯有汉族做到了！

明朝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汉族是一个古老而坚韧，平凡而进取，历久而弥新的民族。汉族历经战火，走过辉煌，经受过时代的洗礼；有过一次次的衰落和耻辱，但终能在一次次阴霾过后浴火重生。

当然对于某些些群体来说，因为明朝的存在，他们最期望的类似罗马帝国毁灭那样的“一鲸落，万物生”的大戏没有在这片东方大地上发生；上演的却是凤凰在陨落过程中向死而生，一跃而起重焕生机，再次俾倪万物纵横天下的剧情。可以说，如果没有明朝，就没有今天以汉族为主体、以汉字汉语汉文化为文明载体的现代统一中国。

因为明朝的存在，那些躲在暗处的精神蛮夷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望眼欲穿的未来，都只能沦为事实上被边缘化的异类，看不到“出头”之日。

如此一来，它们必然会对明朝深恶痛绝，从而百般污蔑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