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将文科生踢出校园”?
能说出这种话，就证明我们社会还处于刚吃饱饭，却因晕碳而昏倒，还没醒过来的状态。
根本没意识该把社会建设成什么样子。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举个例子。
在20世纪初，法国文学界发起了抵制“浅涉文艺”的活动。
抵制当时作品中普遍出现涉猎学科颇多，却只能点到即止的现象。给人感觉作者好像啥都懂，但啥又不精。全是信息的堆砌，并没筑成统一的格调。
法国文学界认为，这类的作品。只能是娱乐人们感官的商品，而非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这与文字作为抽象的哲学和精神符号，引发人们思辨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种作品市面上可以有，也可以有人喜欢。但绝不能成为全社会的审美主流和价值共识。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法国文学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当时法国教育部做过调查，只有17%的中学生能看懂波德莱尔的诗的隐喻。只有38%的中学生能看懂雨果写的诗在讲什么。法国学生都只对侦探小说深谙此道，爱看《方托马斯》。
法国学界曾对这一现象做出过批评。认为是1882年的《费里法案》过于想当然，只想着普及教育和教化，没有形成高端审美和塑造精英的认知体系。
可能今天来看，国家普及教育怎么都是好事，反倒是那些专家言论好像有点极端。
可是，我们要明白学校周围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教育的土壤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生态生长。比起法国当时学校的风气，可能整个法国的审美和消费倾向都很吊诡。
当时法国出版业为了赚钱，推出口袋本丛书。让法国人将书籍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看书。这自然要对书籍的内容和版型做些“剪裁”。
就比如将《悲惨世界》删减40%，售价0.5法郎，年销量超百万册。《包法利夫人》也被削减30%篇幅，删除农业展览会政治隐喻。也是售价降至0.5法郎，也是年销量超200万册。
为了销路的稳定和读者的提纯，法国出版社还对作家提了一些怪要求。大作家左拉就被出版社命令，被编辑要求每期结尾必须出现凶杀或裸体场景。对作者的行文风格也没放过，指定他们采取巴尔扎克的三幕公式”（邂逅-冲突-婚礼），作家收入与章节阅读率挂钩。
这些要求的背后，是繁荣报业的技术裹挟。1910年的法国报纸日发行量500万份，民众们都爱看社会八卦和周边轶闻。报纸发行方留给连载小说的格式，是字数到了三行必须另起段落。好让读者一眼看明白文章大概，更受欢迎。这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这个年代，依他的文风他的才华也不会那么好变现。
可即便如此，当时的审美风向也倾向于侦探题材等故事架构，传统文学逐渐势衰。
可相比文学趋向的泛娱乐化，社会风尚普遍出现物欲至上的道德自洽。
一直被世人尊奉的法国文化沙龙。传统知识分子和贵族间思想交织的场所，也变成弥漫酒精和色欲的享乐派对。大家都玩名流的腔调，穷极对名流私生活的想象。至于真正的名流要做什么，无人在意。
当然了，也有逆行者。那就是普鲁斯特。他一直批判商业化写作，提倡“慢文学”。好的作品应该是与读者成为同谋，而非将其异化成看热闹的路人。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普鲁斯特成功了。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已经是人类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其文学造诣被后世膜拜。
可抛开这些后世意义，就个人感受而言普鲁斯特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过。
哪怕普鲁斯特是言行合一，写出3400页的篇幅，建立“非自主记忆”的宏大故事建构。也没感动出版编辑，出版商还是要求他删除《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琳蛋糕之外的35种感官记忆。虽然只有这些内容12页，但出版方认为人物的联想至于这么多字吗，全是废话。
他坚持不妥协，最后《追忆似水年华》的部分内容还是他自费出版。
哪怕普鲁斯特已经赢得身后名，他也没像当年的莫里哀那样成为法国各大上流场所的话题中心，成为无数人附庸风雅的精神丰碑。大家更喜欢喝酒游戏，上床交友。当时就有人对法国的浮躁文化，就有过讥讽。说是“沙龙里讨论的不再是普鲁斯特的句子，而是如何调制苦艾酒。”
这就是20世纪前几十年的法国文艺史，他们被称为疯狂的一代，也被称为迷惘的一代。总而言之，他们那时都沉浸在醉醺醺四肢发软的享乐主义。这种现象，放至前两百年的法国历史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很多法国学界大佬都很痛心，作为欧洲的文明圣地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国家的文艺领域的异变，是时代风尚而造就的审美倾向。于历史走向应该无伤大雅，无足轻重。
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看似风平浪静，还没等来一个波云诡谲的大事件。等来一个忍耐已久的大人物，彻底掌握法兰西的命运。用他手上的权柄，来改变他眼中法兰西人的“性格缺点”，进行文明的纠正。
是什么时间点等到呢？那就是1940年的德国发动法国战役。
当时，法国抵抗一月有余，仍然有继续作战的国家潜力。当时的法国政府和军队部分将军，也坚持继续作战。可战场形势不太妙，法国政府权力又一直受军队的掣肘。最后大家都把国家命运的选择权，交给了当时仅剩的一战元勋国家英雄贝当身上。
贝当，很快就做出了抉择。向德国投降。
这个决定，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是贝当本人预谋已久，给出的理由也是贝当认为逻辑自洽的。
贝当认为，法国之所以要沦落到向德国投降的地步。全是法国几十年来的社会风气堕落，文化颓丧，武德不修。人人都只知道享乐，没人为国家考虑。
问题出在法国议会制政府的软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社会顽疾必须通过他下的猛药才能根除。法国必须走向集权，重整社会风气，才能回到那个光荣的法国。
当然，要是全面分析法国投降的客观原因，肯定离不开这战间期弥漫法国社会二十年的厌战情绪。可是早已铺垫的享乐主义，也使人们可以无休止沉浸这份情绪。于是贝当才能把法国往深渊里推了一把。
总而言之，贝当力排众议，信誓旦旦向纳粹高层作出承诺。割让法国本土的一半领土，建立维希政府。贝当开启了极为残酷的统治，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处决，牵连上百万人。
当然，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了。4年后盟军诺曼底登陆，自由法国驱逐了贝当的独裁政府。重新建立了民主体制，安顿法国的社会民生。贝当也抓起来，先是死刑后来特赦。
但在贝当死前，他都认为自己没做错。
可是纳粹败亡维希政府倒台，并没有影响贝当本人在其支持者心中的地位。战后几十年，贝当给法国造成的政治影响依然延续。
那么，除了贝当叛国的事实。贝当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看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想，法国在战后的国家文化建构已经给出了答案。
戴高乐在战后执政之初，就对法国几十年的文化现象做出了相应清理。
规定行政人员，必须进行“哲学基础训练”。要求学员必修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技术官僚必须拥有人文素养。
还将将文科研究纳入国家资助体系，至1960年人文项目占比达38%。学者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受其资助。
伽利玛、瑟伊等出版社接受文化部补贴，推动“思想丛书”出版。1965年伽利玛“泰尔”丛书发行量超百万，萨特、波伏娃哲学著作竟然成了大众畅销读物。
在戴高乐任期内，文化部的作用至关重要。1963年文化部设立“哲学推广处”，资助德里达、德勒兹等赴美国讲学，至1970年法国哲学占美国大学欧陆哲学课程70%。
在民间，文化部推动“文化去神圣化”，创立“文化之家”。将戏剧、哲学讲座普及至工人阶级社区。别让思想前沿的文史哲束之高阁，而是要向民众普及，建立在社会中广泛的思想链接。1966年，全法文化之家观众达450万人次。
在戴高乐规划的社会道路里，法国再次成为战后几十年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高地，思想殿堂。如福柯，萨特，波伏娃等人，即便与当时政府意见相左，他们依然备受推崇。战后法国名家辈出，依然在各类人文学科发散光热。
战后的法国，也是除了美国和苏联外，西方世界里另一个极具文化声量的国家。
而今21世纪，法语文学和法语电影还是一直保存高雅高质的文化印象，为法国守住在世界中的文化阵地。法国的享乐主义依然流行，但不会是二战前文化主基调被喧宾夺主。这当然是战后法国即时重新调整文化属性的功劳。
所以，我想通过法国的例子说什么？
那就是文化风尚，对于社会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审美倾向和消费趋势那么简单。文科的建设，也从不是止于纸张的无意义产出。
文化风尚，虽然是根植在社会土壤里。是有一个国家特定的经济面貌和政治生态促成的认知。可是文化风尚在不加抑制的情况下。它反过来，也能塑造社会的认知，形成规则内无限复利的生态系统。
就像一个班集体，一个后厨，一个工厂。学风，工作风气，自然是不能决定其成绩，厨艺和技艺的上限。可要是对一两个人的偷懒不管控，散漫风气必然弥漫整个集体。最终拖累整个项目的效益。
而如何把整体利益的规则讲得深入人心，让人们自发性尽好自己的责任。这自然需要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勾勒出人们的精神共识。这就是文科建设的作用。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没人爱听“故事”，也没人敢当或有能力当这个“说书人”
这就与一百年前的法国，极其相似。
当时的法国中学生看不进名著，只爱读侦探小说。现在中国的中学生深度阅读习惯更差，都更爱视听艺术，爱看网文都算爱读书了。这才有了“斗破苍穹是五大名著”的网络梗。
当时的法国出版社需要剪裁著作体量，广开销路。现在中国卖书圈何尝不是与带货博主合作，推出“三十分钟万字了解一部名著”“五分钟读懂一步名著的剧情”，才能吸引逐渐没有耐心的读者。
法国的出版社规定作家写文要有“三幕式”，现在中国的网文何尝不是有“黄金三章”的说法，短视频都有“黄金三秒”。
两国的问题都是，全面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催生了城市快节奏生活和消费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愿意选择便捷和即时的。
社会经历了彻底的通识教育，却又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泛娱乐化。人们都有一定的认知基础通过信息媒介娱乐感官，也形成了路径依赖。并通过自身的消费取向，改变了文化产品的市场属性和产出方式。
一百年前的法国人，爱看侦探小说和花边新闻。现在的中国人，爱看短视频，魂穿网文预设主题的男频女频。
不是说这种类型的审美，一无是处。法国的侦探小说亚森罗宾，至今影响了名侦探柯南的故事节奏。短视频平台一些视频的运镜和剪辑，堪称大师级。一些网文的设定，确实颇具创造力。
而是说这种审美，一统江山和大权独揽后，逐渐框定了人们的认知逻辑。
市场不加节制的迎合受众，却没有任何政策进行调节。那必然越是简单直接的文化产品越能占据人们的需求，久而久之人人都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海洛因。
最终造成人们的文化多巴胺失调，滋生了极度自我的人文情绪。这自然也与消费文化滋生的社会秉性不无关联。
当时法国的侧重点是享乐，中国的侧重点是功利。
在20世纪初的法国，即便文学界有普鲁斯特和纪德等文学大师闪耀星辰。可草地上的篝火晚会就是足够猎奇和趣味，让人们没时间伸长脖子仰望星空。因为当时法国享乐主义盛行，文化沙龙都要服务于享乐的目的。自然文化产品商业化的泛滥，就是拉高了人们的心情阈值，丧失了耐心。让人们只注重文字信息的乐趣，不想付诸于其他意义。
中国虽然进入近代较晚，但这几十年优绩主义的盛行对其消费观影响颇深。驱动中国人消费的原动力，往往从贬低别人开始。比如三十岁不买车就是失败啦，二十岁还没有买车失去人生意义啦，男人就该这样或者女人这样。等等。
仿佛人生就像一场冰壶比赛。所有人都是参赛选手，所有人都在比数据。好像只要谁比谁在赛道上离中心点远，谁的人生就已经出局。
大家活得都很急。从小急成绩，长大急买车，出社会后急买房。什么都急，以至于没人知道在急什么。
在这种极端情绪的自我映射，自然产生了一种极端审美。凡是鼓吹阶级跃迁的题材，必受欢迎。凡是有关发财，面子，识人术等元素的作品，都是“精品”。等等。
近些年，这种倾向越发明显。作品的好坏，已经成了先上价值，再看水平。
而且任何想表现轻松慢悠悠的文化题材，不仅很难获得受众，而且必受很多人敌视。仿佛大家的认知，就是认为人不应该轻松的活着。
除此之外，文艺创作的商品化泛滥，也使我们整个文化产业出现了趋同性和单一性。
就举个例子。b站某个知名up主，名声大观众多，死忠粉也多。他的行文风格，也经常被人形容成“通言通语”。
可就是因为他太受欢迎，直接造成后继同类博主都会对其文风进行模仿，时不时致敬。甚至有人直接文风全盘抄袭，还小火一阵。
任何文艺作品的大师，首先都该是相应媒介的信息大师。画画的，肯定画功要好，有独特的笔触。拍电影的，摄影技术要好，有独特的剪辑手法。有了这些前提，才该谈共通的精神内核。
这个up主写得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但他艺术成就不应该获得类似托尔斯泰，鲁迅才该有的待遇。
可如今人们的审美品味，都放弃了对差异性审美的追逐，转而对有用信息摄入过量的爽感。可以见得，我们今天年轻人对处理复杂信息有多没耐心，又被娱乐性认知驯化到什么地步。
过量信息占据人们注意力的今天，大家都对各类学科知识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也都像当年法国浅涉文艺一样，对任何学科的兴趣都只是社交的点缀，是塑造人设的包装纸。一门心思钻进一门学问研究几十年的人反而显得古板。
可问题是，理工科确实更讲天赋，更容易出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人文社科，却没有哪个分类是不需要学识和理论的沉淀，坚持和时间向来也是必要的。
有些人甚至把对文科的厌弃，当做对导致近代国力落后的理工科一种补偿。认为中国古代学说落后导致国家积弱，所以只有现代科学才能改变国家改变世界。
先不说，这种浅薄认知机械地解读历史，是不是足够粗暴。就这种理论能够普遍流行，所折射出的文化达尔文主义，就已经令人脊背发凉了。
请问，这样的现象是好事吗？这样的文化审美，正常吗？
我知道大家都活得很累很辛苦，我又何尝不是。可是现实的问题要在现实的语境下去做，没必要污染精神的净土。不至于现实中没有铜墙铁壁，精神里就该瘦骨嶙峋。人格的觉醒，都应该从自我重视开始。
这是我们国家缺失的东西，也是文科领域应该拿手的。中国当代既没有严肃文学，也没有自成一派的社科学说。来描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安慰中国人的心灵。
如果只是社会面的精神萎靡也就罢了，可我们国家也面临法国当年相同性质的问题。
虽然我们没有贝当那样的叛国贼，国力也比法国强很多。不会出现文化沦丧，天命易失的情况。
可全球化的今天，认知作战和意识形态对立愈演愈烈的时候。我方没有一个代表，能替我们抢回外宣的阵地。
在YouTube和更多外网平台上，有大量博主在说中国坏话。他们的说辞不过是国内陈词滥调的反义，可国内就是没有人马有一套新的价值观，建构我们的形象。反而是在别人框架内，一起自说自话。
就好比别人说你这不行，那不行。你的回击只是证明你这也行，那也行。没有直接从命题上否定，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外网对我们的普遍认知，还是停留在冷战时的文化印象，顶多加点现代中国的工业伟力。在别人印象里，只是从一个无能的恶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魔而已。
可是我们有些人居然还乐在其中，不得不说我们文科建设过于缺乏人文关怀导致的。看待世界还是在看哈哈镜，只能看到体格上的差距。
手中有剑很重要，但告诉别人你为什么有剑也重要。这能为自己少很多麻烦。
对文科建设的忽视，迟早对我们未来战略的展开造成影响。
我觉得急迫，但更觉得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