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各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容易被欧美渗透成筛子那样？

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代表了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今社会的冲突，也是20世纪极权历史的病理切片，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参考。

◎米塞斯VS兰格：“计划经济”真的可行吗？

192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神话”轰动世界，引发羡慕和模仿。年仅30岁的米塞斯却发表论文，质疑苏联体制消灭私有财产、摧毁价格信号，其结果必然是浪费、短缺和崩溃。

米塞斯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抨击，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批判最受瞩目：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极大的贫富悬殊、资源错配。因此他主张“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普遍爆发，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直到70年后苏联完全崩溃，世界才认识到——米塞斯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罗尔斯VS诺奇克：“分配正义”真的正义吗？

1971年，罗尔斯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为此，他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

然而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却针锋相对的指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

◎萨特VS阿隆：宗教蒙昧会消失吗？

法国是各种左派意识形态的发源地，20世纪的萨特是集大成者。他抨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和参与国内外的JJ斗争。

萨特的同窗好友阿隆，却针锋相对的抨击：当一种政治主张，成为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会蜕变成“知识分子的鸦片”、“意识形态新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当观念之争遭遇“正确VS正确”

从结果来看，这三场辩论的“胜利者”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兰格的经济理论，导致计划经济在全球扩张；罗尔斯的正义观，导致民粹政治、身份政治；萨特的思想，成为左派“暴力夺权”的理论武器。

但是从动机上看，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民主的组织开炮”。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很“右”的价值观。

那么，自由、平等、正义……为何成了左右两派共同捍卫、却彼此冲突的价值？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却将人类导往地狱呢？高喊普遍价值的，到底谁是左，谁是右？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跳出观念本身，追溯产生这些观念的思维方式。

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判断知识分子左与右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口号，而是其观念与行动，到底是秉持“圣化构想”还是“悲观构想”：

持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喜欢在头脑中构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会蓝图，试图修正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完美”。他们并不在意现实条件，只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强行推广到政治生活中。

而持“悲观构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诚实和谦卑，驱使他们运用逻辑和事实，不断警告世人——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强、危害性越隐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个人权利也就越卑微……

米塞斯、诺齐克和阿隆的“悲观构想”，在当世当时遭人唾弃。然而，文明的维持、个人的尊严，却因他们发出的“杂音”而得以存续。

沿着索维尔的思路，我们不难看出：“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不只是20世纪主要冲突的根源，也是当今世界价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

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修齐治平”的传统读书人，避免陷入害人害己的“圣化构想”。

为此诚挚推荐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本书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