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业单位的形式主义越反对越多，怎么解决呢？

不好解决，因为根本原因在于2013年的大部制改革。

不了解“大部制改革”的可以搜下关键字。

改革的优点是合并了很多部门，从总数上看，是“减员”了。

但问题就是，合并为一个大部门后，管理的层级就变多了。

层级一多，管事的就多了，管的多也意味着责任也多了，实际上导致了政策的传导效率就变低了。

以法院系统为例。

过去基层院，基本都是自我进行考核。

最多就是中院每年看下结案率。

省高院，在基层法院的工作中，基本是处于隐形的状态。

而随着人财物统一由省级统一调配。尤其是自2018年起，省法院开始通过设定指标、视频调度、巡视督察、考核排名等手段狠抓管理。

而中院在省院的管理模式下，为了提升考核排名，也开始复制上级法院的考核模式，在本地继续推行自成体系的指标考核工作，利用属地便利条件，隔三差五的巡视督察成为“抓管理”的一项重要业绩。

不仅如此，最高院在以往印象中，都是制定方向性政策的角色。而近些年，也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长则个把月，短则三五天，就来个一杆子插到底的全国法院视频调度会。从省级到基层，全部都参加。不得不感叹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开会全员大会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再举个例子。

比如，最高院需要写一篇关于执行工作的报告。写材料的人需要了解下，现在执行评估拍卖案款到位的数额。

他们觉得，把各省数字统计下，自己汇总加一下就出来了。于是通过内网“上报下达系统”给各省法院发“明传”，要求各省上报该项数据，一周内上报。

省法院负责接受文件的同志，看了下，直接转发给辖区各个市法院，并要求三天内上报。

市中院负责盯平台的同志，再转发给各基层院，要求第二天上午9点前上报。

基层法院的同志，刚加班把上个督办的报表报上去，就看到了这个新督办的明传。没错，这个开头明确写着“各省高院:……”的文件，就直接的层层转发到了基层院。

一看时间，已经是周五下午4点半，就算是周一9点报。也免不了周六加班。

赶紧找执行局长研究。

问题是这个数据，要的是评估拍卖的回款数。这个系统里根本没有记录。只能找各个承办人收集信息。

无奈在工作群里发出消息:“因急需上报数据，请执行局的各承办人按照下列要求报送评估拍卖回款数据，上级要求的时间非常紧，周末需要加班，请各位理解，周末需要加班订单的请在群里报送。”

大家纷纷一边在心里骂娘，一边回复“收到”

所以说，减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减少管理层级。

层级越多，管理的冗余程序越多，信息传导效率越差。

因为每一个最上层微小的决定措施，层层加码后都是基层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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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随手写的回答看的人还不少，那我就再更一些。

其实2008年左右，种秧就看到了体制内尤其是公务员队伍太过于庞大，财政供养人员太多，达到5300万，官民比达到1:25。所以2008年以前，种秧部门就进行过多轮次的整改。

老实说，人员确实精简了，但是逐渐发现有个致命的问题，被精简的，都是一些“软实力”不太强的同志，相信大家都明白。这就导致，很多真正干活的人被精简后，严重缺人手干活。那就只能再招人。

所以就陷入了精简——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模式中。

光减人解决不了问题，就想到通过整合部门提升政府效率。这就是“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那么2013年延续过来的“大部制改革”，跟之前的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剥离了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金融收入。目的是政资分开。

后来发展到人财物统一上收至省级政府，这导致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那就是决定权上移。

这就是我开头讲的，为什么近年来，省级以上的部门，越来越热衷于考核管理。是因为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权力大了也意味着决策项目越来越多，抓的越来越细，要控制的面儿越来越广。比如，省法院以前只对中级法院说话，但现在直接搞个全省几百家基层法院大排名。成绩不好直接视频调度到具体基层院一把手，更重要的是，省法院对基层院一把手的任免，相比以前有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人权财权的上收，是改革后体感最明显的。盘子一下子变大了，想要令行禁止，掷地有声，那就必须得借助于，现代化，尤其是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和制度，最有效的就是kpi考核了。

好再说回来“大部制改革”，他的目的是把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进行整合，防止互相踢皮球，重叠的部门精简后，人员再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大部门”里，这就是“大部制改革”的原理。

按照理想的规划，大部制，可以将以前各个部门的“外部协调”，转化为“内部协调”，从而提高效率。

但是客观情况是，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的非常清晰，这就不可避免的把互相制约和监督，变成一种更高层级的管理方式。使得“追责”体系成为了一把管理的利剑。

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后续可能的追责，这些责任风险，有些是可控的，有些是不可控的。

而对于决策部门，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两条:一是集体决策，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就越能平摊责任风险；二是工作留痕，保证程序规范以防止程序不到位产生的结果责任。

而工作留痕，填报各种台账表格，既可以掌握基层动态、调动基层能动性，又可以作为决策依据和狠抓管理的业绩表现。

这就是拥有越来越多权力的上级部门，研发各种考核机制，频繁对基层监督巡视的初衷了。

回到我开始说的问题就是，层级多是表象，比如原来也是4级，但是决策权和追责的压力都在市一级，那即使有四级，也相当于只有两级。因为省级以上基本是不参与具体问题决策的。

但现在把决策层级提到了省以上，甚至现在法院系统要建立“一张网”系统，最高院要直接看到每一个基层院的所有情况，可以随时直接调度，一杆子插到底。

这就相当于，由两级变成了四级。

比如，原来家里儿子只他爸管，周末没事老带儿子出去玩玩，吃个自助啥的。后来有一天，他爸说，工资卡都让你妈收走了，现在你妈管家里所有事，以后你去哪，花多少钱必须每天跟爸爸汇报，爸爸再给你妈汇报。又过了几天，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说姥姥退休没事过来给家里掌舵，姥姥是大学老师，以后大事小情必须每天层报到姥姥那里。每天要写日记，考试成绩不好，姥姥就问责妈妈，妈妈问责爸爸，爸爸无奈只能问责儿子，儿子说我特么想快点长大离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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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各位，你们都说了什么，评论各种被删。各位发言悠着点哈，我这心里直突突，赶紧修改修改敏感词，我这号养到现在不容易。再次声明我决绝拥护郭嘉政策。

然后再补充说下，其实考核也好，追责也罢，都是为了提升政府工作效率，这也无可厚非。

但是为啥走了样，我觉得还有个关键点，就是“外行指挥内行。”

我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个卖烧饼的，祖传卖烧饼都卖了几代人，烙饼业务熟的不得了。

但是当地“烙饼协会”为了提升管理，设定了“37项烙饼指标”，要求每个烙饼的都必须按照这个指标烙饼。

可怕的是，因为制定这个烙饼指标的，从来没烙过饼。

按照这个指标，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最后饼的标准是越来越统一了，但是这味道却是越来越差。

几年后“37项指标”被废除，新的烙饼协会会长又指定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21步流程”，来了个180大转弯，烙饼设备得全部换新。

真正应了那句“支大锅，如烙大饼……”